长安千年文脉，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研究与传承。推开他的房门，是一张宽大的书桌，堆放着一摞摞书籍资料。他从桌后站起来，高大的身材，质朴的衣衫，亲近而平和。他是一位很纯粹的“老先生”，不关心名与利，在学术研究中，只管躬耕，不问收获！他就是当代“关学”研究学人——刘学智教授。

 

又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炎热中有些凉意，我们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工作室，电梯刚到三楼，刘老师早早的等待在了电梯口。问候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今天的访谈。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刘学智：我是历史上特殊的一届——高中六六级，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直到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才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学习，1982年元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系上安排我担任中国哲学的教学，说实话，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记得我当时很犹豫，不敢接受这门课，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的水有多深。自己大学期间学的是政治教育，对中国哲学接触的很少，只了解点皮毛。加之此前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十多年最美好的读书时光，可以说先天严重不足。但是既然系上这么决定了，我就硬着头皮接下来了。打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非常艰辛的路，我必须笨鸟疾飞。大概从82年到现在已经35年了吧，我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静心读书、学习和研究，30多年来就这么一直走过来。

 

人常说教学相长，这很有道理。教学的过程也是催促自己不断努力、不断思考和深入学习的过程。教学也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要把相关知识讲清楚，不仅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还要有思想方法、教学方法的总结、提升和创新，这就逼迫自己不断地学习和思考，这反过来对自己也是促进，促使自己去深入思考和研究，从而把学术研究带动起来。我一直认为，对高校教师来说，教学和科研两者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两者不可偏废。

 

我这几十年来走的路既艰辛而又平淡。说艰辛是指自己的基础差，特别是没有“小学”的基础，没有从小读过“四书五经”的“家学”经历，需要补修的知识太多太多，这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气力去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正因为此，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过过假期、节日，节假日往往是自己最能静心工作的时候。说平淡，是指平时就是读书、撰写、上课等。除此之外一般没有什么娱乐和休闲活动。如果偶尔有机会和家人或朋友去登山，那对我来说已是很奢侈的事了。因为很平淡，所以你问到在任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影响自己的一件大事，我还真的还一时想不起来。如果要说影响，那就是得到许多老师的栽培，得到许多同事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他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如赵吉惠先生、赵馥洁先生、张岂之先生以及江崇国老师、王志武老师等，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终生难忘。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不可能在这条路上坚持走到今天。如果身体允许，目前平淡的路还得继续走。

刘学智教授近照

 

 

刘学智：由我和方光华为总主编的《关学文库》系列丛书，去年获得了由凤凰卫视和岳麓书院组织评审和颁发的“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和由中国出版协会颁发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这对我们全体作者和西北大学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说明大家的辛勤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肯。“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其获奖难度比较大，它是由国内外专家学者实名推荐、实名投票评选出来的，是陕西乃至西北唯一的一部获此殊荣的著作。《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也是很不易的。

 

这套丛书是在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西北政治大学赵馥洁先生、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社长、省原出版局薛保勤局长和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徐晔主任等共同策划、努力和大力支持之下，经过省内外近30 位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多位编辑 7 年的艰辛努力完成的。期间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文献搜集的困难、经费的困难、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等。为了把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我们跑遍北京、上海、重庆等以及省内的各高校、省图、三原、大荔等地的图书馆或档案馆，搜集到一些珍贵的文献刻本或写本，在此基础上，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献的点校、整理和撰著上面，该套丛书于2015年出版。其过程尽管艰辛，但大家乐在其中。因为大家感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关学文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文献整理，一部分属于综合研究。文献整理类涉及关学史上29位重要学人的著作，综合研究类撰写了《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同时为10位最能反映关学发展历史进程和基本面貌的学人撰了评传。全套书共计47册，2300万字。丛书出版后，于2015年由省政府参事室和西北大学出版社共同组织，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有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陈来、张立文、葛荣晋、陈鼓应、陈祖武、杨国荣、李存山、林安梧、舒大刚、廖可斌等著名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他们对这套书总体评价较高，认为它的出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陈祖武先生还预言，随着《关学文库》的出版，在未来5-10年内，将会有很多关于关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涌现出来。我也很认同这个观点。

 

 

刘学智：我认为孔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不仅对他之前的文化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经他总结之后形成的儒家文化，对后来中国历史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仁、知、中庸等，强调仁礼统一、知行统一、孝悌忠恕、中庸和平等等。儒学于孔子创立之后在其后随着时代的不同，其思想也有所变化，如孟子主讲仁义、性善、仁政、“五伦”、民本、养浩然之气等，汉儒吸收阴阳五行以及法家的一些思想观念，讲“三纲五常”或“三纲六纪”等。到宋明儒则将其发展为理学的一套理论，主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道德修养论。总之，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受到了整个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在汉魏之后有佛教的传入，道教的生长，但是历朝历代的社会治理仍然依据的是儒家思想。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在儒家文化那里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一个民族有其核心价值观，这对该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儒家文化主导，我们中华民族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处于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没有佛教、道教文化与之并存互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关学文库》系列丛书

 

有人说中国过去因为儒家文化而走向专制，甚至有的人把中国社会曾有过的封建专制的账都算在了儒家的头上。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说儒家思想什么都是好的，其中也有糟粕，如过分重视群体的价值，而有忽视个体价值的倾向，有过于重视人的义务而忽视个人权利的倾向，也有不重视科学、歧视妇女的情况，也起过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等，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我认为，说儒家在历史上都是在维护专制，甚至把儒家与专制制度划等号，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假如中国历史上没有儒家，那会可能更走向专制。事实是孔孟讲的仁爱、仁义、仁政、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都是在告诫和影响着君权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君权，制约着社会更走向专制。汉儒董仲舒讲“屈君而伸天”，讲“灾异谴告”，也是在尽可能地限制君权。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总是一再告诫臣下要爱民、亲民，努力实行仁政。宋明诸儒许多人都对君主提出了批评，朱熹批评的“私欲”许多都是针对当权者说的，并以天理论来约束和限制君权。明代关学学人冯从吾曾会对明神宗的懒政和暴虐，写了《请修朝政疏》当面提出批评，黄宗羲甚至对皇权进行了激烈地批评，说君主是“天下之大害”。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儒家文化导致了专制，而是假如没有儒家文化，中国社会可能会更走向专制。儒家讲仁政、爱民、民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以及一些关于为政者修身的思想理念，都对社会起过积极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至于在其后期也确实有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消极因素，特别是“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我觉得如果把很多当今社会中的不良现象的原因都归在儒学头上，是不公正、不客观的。儒学作为一种既是历史的并且在今天还活着的文化现象，我们要对其进行客观辩证地分析，这是我们在今天建立文化自信应持的基本态度。

 

 

刘学智：关学是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在我们陕西关中兴起的一个地域性的理学学术流派，它是由张载创立并在关中一直传承发展着的“关中理学”。张载的思想对整个宋明理学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在整个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载及其关学不仅影响了我们关中人的思想和精神风貌，而且也影响到全国。

 

张载及其关学的思想特征，我把它概括为躬行礼教、求真务实、重视践履，经世致用、崇尚气节，这些思想特征对关中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是经世致用的经典之说，影响深远。

 

《陕西日报》于6月29日刊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张载的历史地位、精神气象和当代价值》，你不妨关注一下。

 

 

刘学智：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和关学的，我的学生目前也基本上是研究中国哲学或关学的。学生们的成才有多种因素，老师群体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团队和工作环境的影响等，我个人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我比较自信的是，我希望他们有远大的理想和学术追求，不要凑热闹，而扎下根、静下心，心无旁鹜地去做自己确信有意义的事、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这一点他们基本做到了。我特别希望他们以中国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去安身立命。现在我很欣慰的是，学生们做得很不错，有的已经很出色，许多已经是教授或博导了，有的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许多高层次的论文，如厦门大学哲学系的谢晓东，上海大学的朱承，西北大学的魏冬等，他们在中国哲学或关学研究领域，已经进到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是我十分欣慰的。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或已经超越我自己！

刘学智教授为黄诗煊赠书

 

 

刘学智：国学热，既是这些年中国思想文化比较繁荣的一个体现，也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精神需求，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我们的民族在思想领域也有很多困惑或忧虑，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既要吸取一切优秀的成果以丰富自身，更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确立其根基，寻找其根源，就像国家领导人讲的，要去寻根，寻文化之根。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需要，也是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经过文革以后这么多年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而找到的文化路向。

 

黄诗煊：老师刚谈的这些对我们启发深远，老师刚送我的这本书我之前在省图书馆略有翻阅，今后回去认真拜读。非常感谢老师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责任编辑：张宁 孙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