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一天的会，车经过自己家的时候，赵雁林想了想，还是回单位吧，虽然又有一周没见到儿子了。

    回到单位，也没来得及去宿舍休息哪怕是十分钟，他直奔办公室，调出出差期间的活儿细细查看，已经凌晨两点了，给他的“作战小分队”的成员们发了一封邮件，将自己发现的问题一一罗列出来。

    四十岁，已经有很多的白头发，但只要一提到工作，他总是神采飞扬。

    比起儿子的学习成绩，他更熟悉中国现在的结核病数据；比起家里的布局，他更熟悉办公室里每个文件的位置。

    ——说工作——

    “我们就是一个作战小分队”

    作为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主任，赵雁林带领着团队工作人员奔走于实验室科研、地方督导以及项目研究等各条“战线”之上。由于很多工作都在并行地开展，常规的工作时间根本不够用，加班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团队的成员经常在凌晨时分收到赵雁林发来的工作邮件。而赵雁林曾经工作过的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的一个同事提到，“除了满屋子的书，他还有一张历史悠久的‘沙发床’，总是工作到很晚，然后就往沙发上一躺，第二天又早早地开始工作。”

    赵雁林带领着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的团队成员，在我国结核病的流行规律、结核分枝杆菌流行株的毒力、耐药性、致病性和遗传变异趋势以及耐药结核病的快速诊断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有代表性的流行菌株全基因组序列的样本研究，深化了结核病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后基因组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还承担了中国卫生部—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防治项目新诊断工具可行性研究子项目、中国卫生部—法国梅里埃基金会结核病防治项目、第五轮全球基金耐药检测项目等重要专项课题。

    赵雁林领导下的团队经常面临纷繁复杂的各种任务与工作，这个团队中的每个人在突发应急事件前面都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它可以说是一支随时待命的“作战小分队”，不管有任何重大事件或者应急任务，它都可以随即“拉上前线”。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负责菌株库的安全保卫工作；汶川地震后，赵雁林跟随卫生部第十批应急防疫队奔赴四川地震灾区，开展灾后传染病防疫网络监测工作；在甲型流感流行期间，结核病参比实验室主动承担北京首都机场过境旅客和周边多家医院可疑患者标本的检测工作。

    ——道科研——

    数羊开始 不断学习

    每个人身兼数职，但是赵雁林常常跟他的团队成员说，既然是实验室的人，科研就是实现你们价值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什么是国家级？只有在科研上有一定积淀，你才能给别人传递正确的信息，才能称为合格的督导。”赵雁林这样说。

    赵雁林的爷爷是老红军，在内蒙古当地是受人推崇的少数民族干部，老爷子提倡的是艰苦教育和亲近贫下中农，赵家的孩子都要送去牧场接受教育，赵雁林六岁的时候被送去一个牧场。他回忆那时候的生活：“没有一个牧民知道自家有多少只羊，我是唯一一个会数出羊有多少只的孩子，当时这种学习所带来的好处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观念里。”

    听过赵雁林说英语的人，都以为他在国外生活多年或是英语专业出身，其实不然，那都是他凭着自己一贯的那股学习的狠劲儿自己修炼出来的。“上研究生期间，宿舍同学常说不见我回宿舍休息，其实我是在他们起床前就起来了，等在自习室、图书馆、实验室忙完了之后，回到宿舍时他们都睡着了，以至于他们都以为我不住学校。”赵雁林现在想起来还流露出孩子般的“得意”。

    “昨天看见赵老师在研究空气生物学，一问才知道白天会议中有个小问题没弄明白，今天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跟我解释生物安全柜的风速为什么要设在0.35米/秒。”同事小周说道。赵雁林不仅鼓励团队成员从多学科角度看问题，还要善于观察，从别人忽略了的地方学到东西。前不久，疾控中心从国外借来了一套质控品，小周把质控品取出后就顺手把包装扔在一旁，而赵雁林却把“垃圾”当作“宝”，他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观察他们的包装我们就知道下次自己该怎么做，对方使用的冷藏材料是什么？等以后我们运送这类材料时就可以借鉴。”

    国外一所知名大学邀请赵老师加盟，他拒绝了，有个新来的同事觉得挺可惜的。跟随赵雁林多年的同事小夏则说：“我们都觉得很正常，老赵不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邀请了，他每次都说没时间，在国内干点实事更有价值，他常常强调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谈入行——

    只为改变身边的人

    结核病常常被称为“贫苦病”，因穷治病，因病治穷，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在牧场生活的那几年时间里，赵雁林看到当地很多的人因为患了结核病而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他那时就暗暗定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学医、研究结核病成了赵雁林最初的、也是最坚定的职业选择。“让身边的人脱离贫困”也正是他坚守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上数十年不改的初衷。

    “结核病已经为传染病的头号杀手。我们国家每年的耐药结核病人新增数已经达到了12万人，疫情很严峻。”赵雁林不无担忧的向记者分析了当前中国结核病人面临的现状。

    赵雁林的那支凝聚力极强的“作战小分队”，从胸科医院到疾控中心，9个人齐进齐出，一起来到了这个工资更低、工作强度更大的单位，“不说这份工作有多神圣，我们就认定了赵老师这个人。”小夏的话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声。

    ——论家庭——

    七十平米 两室没厅

    因为工作繁忙，赵雁林经常无法抽出时间来陪伴家人，他说，他感觉自己对妻子与儿子亏欠很多。说起家庭，赵雁林的眉头皱了一下，“儿子现在对我有些排斥，可能是觉得我回家少，看我就像陌生人，不大愿意跟我交流。”每周回家的次数小于等于一次，有时候回去太晚了儿子也睡觉了，就这样，父子俩的交流越来越少，这让赵雁林很是头疼，但在密密麻麻的工作面前他也没有办法抽身。赵雁林一家三口至今仍居住在当年的福利房中，70平米的老房子显得格外拥挤，但赵雁林丝毫不以为意，对他来说，物质方面的享受永远是次要的，他关注的，只是不断地学习、工作，做科研、承担项目，充实自身、实实在在地做事。

    ——望发展——

    防治结核 任重道远

    结核病可以说是传染病中的“头号杀手”。由于有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发现，结核病的流行一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近年来，由于耐药性结核发病率的上升，以及结核病与艾滋病的交叉感染，结核病疫情又有“卷土重来”之势。目前全球每年新增结核病患者900万名，其中有150万名患者同时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50万名患者患有耐药性结核病，每年全球有200万人死于结核病。耐药结核病的产生和流行成为结核病防治工作中面临的重大挑战。2007年，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承担了卫生部组织的全国结核病耐药性基线调查项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肺结核病人中耐多药率为8.32%，广泛耐药率为0.68%。据此估算，我国每年新发耐多药肺结核（MDR-TB）12万例。

    由于耐药性以及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治疗管理比较困难、治愈率低，因此，预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赵雁林说：“关键是要提高耐药结核病的诊断能力，要引入快速、可靠、便捷的耐药结核病新诊断技术，缩短耐药结核病的诊断时间，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从疑似到确诊之间传染给他人的可能。”  (文·实习生 蒋洪涛 马媛媛)

    人物档案

    赵雁林

    赵雁林研究员，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主任，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实验室诊断组常委，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结核病实验室行动组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生物安全、质量管理和能力评估——评审员等，中国防痨协会理事，中国防痨协会基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基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

    2004年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2010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组），主持国家十一五“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中国卫生部—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防治项目新诊断共聚可行性研究子项目，卫生部全国结核病耐药性基线调查项目、基因芯片国家重点支持项目863子课题等多项课题,发表科学论文4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4部。多次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实验室等国际会议并作大会报告，2006年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