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历史实践中，“边地”其实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范式转型”：拆解固有的文化模式，调换观察角度，从“边地”出发去认识，从而得到可能迥异于在“中心”位置所得出的结论。人们已经日渐意识到单一化认知模式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主导的还是在由资本所影响的文化格局中，人们认识到中国各类“小传统”满天星斗般的文化构成，认识到各种文化主体之间相互交流交汇的实践，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难以替代的路径。它倡导尊重各种文化的主体性，无论其强势还是弱势，在此基础上提倡各种文化持有者平等对话，千灯互照，光耀全局。这种基于边地的方法论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交流中也具有普适意义。

以边地作为方法，会发现许多边缘化乃至于失语的亚文化看似奄奄一息，然而终究如草蛇灰线，绵延不绝，就像潜伏于地表之下的暗流，正在等待某个契机喷涌而出。比如《诗经》风雅颂的三大传统，近现代的文学史往往独重国风，雅正和颂歌的传统反倒得以保留在少数民族史诗和叙事传统之中，随着新一轮边地文学的崛起，它们也得以呈现出光洁如新的面孔。

容易出现的两种误区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两种认识倾向。一种是“边地”与“中原”的二元思维，在这一思维模式中，“边地”成为异域或飞地，成为区别于“主流”的“支流”，很容易成为想象中异域风情的所在。这种思维模式容易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以中心文化的傲慢统摄边地文化的特殊性；另一种则试图以边地文化取代主流文化。我们需意识到“中心”与“边缘”位置的相对性和移动性，而不是将其固化，否则很容易陷入对抗式的思维模式之中，进而会导致对现代性的特殊性空间（如边远、边缘）的对立想象。其实，“边地”从来都不是独立于整体性社会进程的他者，它是现代性本身有机的组成部分。

另一种常见的舛误是将边地的差异性强化，甚至有意强化这种差异性。任何一种亚文化，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族群性的，它都必然有着稳定的核心和流动的边界：核心部分使其得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存在，边界部分则确保其在变化的世界中灵活应对。然而，现今常见的情形是，一旦发现了某种具有符号价值进而可以在市场上被转化成交换价值的特殊性之后，它就会被刻意建构，甚至会被简化抽绎为某些一目了然、便于流通的符号，并与孕育它的环境割裂开来，抽空了它的内涵。文学写作中常见的风情式写法就是一种表现。边地文化的这种自我差异化，是主动地把自己纳入到普遍的消费系统之中，最终抽空并瓦解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边地作为方法，可以充分展示、叙述与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变异性，促使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自我刷新和认识论的转型。边地作为问题，则凸显了角度位移、认知转型的内在风险，一方面可能滋生偏狭的地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会走向兜售“地方性特色”的自我他者化。要避免这种悖反，就需要我们既包容差异又追求共识，既坚守本位又与时俱进，以对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自觉和自信，锻造边地的内驱力量，铸造自我更新的整体文明。(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