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人们对边地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边地”和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理解“边地”的价值与意义时，容易走进哪两种认识误区？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生态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边缘的崛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文学话语“中心”和“集散地”之外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地”，如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涌现出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虽然并没有构成新的文学中心，但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边地”显然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边缘之所，相反，使得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日益成为一张由各个节点构成的网络。这得力于资讯的流动和媒介技术的更新，更体现为一种文学格局和意识的自觉改变。边地的多民族文学逐渐以其实绩显示出具有变革性意义的功能与价值。

边地之于文化构建的意义

1938年，闻一多跟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前往西南联大，一路上采风问俗，收集山歌民谣，不禁感慨主流文明过于圆熟，应该汲取边地民众的力量。1946年5月，闻一多在昆明观看了彝族音乐歌舞《阿细跳月》等演出后，更是提出：“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个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闻一多的见解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感受，比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尖锐抨击“老大中国”“过熟”以至于陷入陈腐僵化的文化，沈从文从湘西边地寻找到如“希腊小庙”折射出来的静穆之美。他们都是将“边地”作为一种观察视角，认识到“边缘的活力”，进而用“边地”的多元价值补苴罅漏，充实到中华文化中去，让那些曾经被遮蔽的文化获得生机的同时，重新阐释了“中华民族”广义上的文化内涵。

“地方性”和“民族性”之间建立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讨论的文学话题，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当时，出现了两种观照“地方性”的思路：一种是启蒙主义的视角，认为地方性可能会对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产生背离；另一种则是民族主义的视角，认为过于强调地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整体民族性建构的疏离。40年代，这些争议和犹疑在解放区、国统区乃至沦陷区的文化精英那里，都获得了某种“反向”的共识，即，他们都意识到振兴中国本土文化的必要性，而在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城市文明中很难找到“接地气”的本土资源，作为“乡土中国”博大深厚的背景和基础，边地文化应该成为对抗外来侵略的有力的精神支撑。边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因而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可资发掘、提炼和弘扬的价值所在。

这一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救偏补弊的看法，推动了后来在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比如在“寻根文化”的思想路径中，地方性再次被赋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新世纪以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框架中，地方性文化获得了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活力因素的内涵。如果将这条隐伏不定的思想脉络梳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边地”的重视始终伴随着文化的交流碰撞。重塑中国文化传统的热望和雄心可以追溯到晚清经世致用的边地与边政学的兴起，人们对边疆史地、器物风俗这些于富国强兵干系重大的学问的热情，日渐超过对道德心性之学的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既有文化的批判也是从民族、民间之中汲取营养，“边地”正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主要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