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北京航天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在该院三楼的一个开放式休息大厅，略显憔悴的黄江川喝着咖啡，抵抗连日来的疲惫。

　　采访不时被打断，不断有同事过来打招呼：“黄总，祝贺，很成功……”

　　“你要提点意见。”通常，黄江川会选择起身，伸出右手和对方握手的同时，左手拍拍对方肩膀，一脸真诚。

　　熟悉黄江川的人都不会将这视为简单的客套。爱学习、爱动脑、习惯反思，也许正是这些与生俱来的个性让黄江川的“航天梦”越走越远。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排雷兵’”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排雷兵’，小心翼翼地去挖出每一个隐患，不仅考验技术，同时考验心理。”黄江川所言并非虚言。

　　虽然嫦娥二号是以嫦娥一号卫星的备份星为基础进行研制的，但卫星上共有214台硬件设备，它们有着不同的状态。其中，继承了嫦娥一号卫星的产品大约占85%，做过修改的产品占10%，新研制的产品占5%。产品的不同状态增加了卫星的风险。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卫星系统制定了108项故障方案和预案。

　　“把所有可能性都想完了，这颗星就不会发生故障。”黄江川说。

　　但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回来后，黄江川基本吃住在位于唐家岭的北京飞控中心，密切关注卫星的状态变化，“10月底还有一场众人关注的‘表演’，但对我来说是实战。”

　　黄江川所言的表演是指嫦娥二号将在对二期工程的备选着陆区“虹湾”地区进行高分辨率成像试验成像。

　　“压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黄江川坦言，“在担任嫦娥一号副总设计师时，实在不行往总设计师那里说一声，压力一半就没了，现在没地儿说了，很多东西必须自己拍板。”

　　任务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睡眠时间减少了。近段时间，他的睡眠时间从平时平均每天7小时，减少到5个半小时，入睡时间从原来的晚上12点推迟到了凌晨一两点，“通常必须困到一定程度才睡得着。”

　　“干，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干好”

　　2007年，伴随着嫦娥一号的发射，作为卫星系统副总设计师的黄江川开始进入媒体视野。

　　此前，身为502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的他主管嫦娥一号卫星在内的多个型号的控制技术总体工作，但他从没接受过媒体采访，也不爱抛头露面。

　　突然有一天，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找到黄江川，希望他作自己的副手。

　　在旁人看来，在“第一颗月球卫星、深空探测第一步、中国航天第三个里程碑”等光环下，嫦娥一号卫星是“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型号。

　　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

　　“我其实一直有个愿望，更愿意踏实攻关，发挥自己在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在更宽广的领域发挥作用。”黄江川对技术着迷。他考虑更多的是，长时间从事资源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就这样放弃，多少有些不舍。

　　不久，在参加嫦娥一号卫星的一次座谈会上，叶培建再次诚恳地邀请他。

　　“叶总对绕月探测工程的热情感染了我，对一个后辈的信任激发了我的热情，我应该为他分担一份责任。干，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干好！”黄江川终于下定了决心。

　　每一次“抉择”，看似无意，却充满必然。黄江川接受任务，也是其“要强、较真”的性格使然。

　　嫦娥一号中，黄江川主管了GNC（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和推进两个重要分系统的技术攻关、设计和研制以及整星软件的研制工作。

　　以往发射的卫星距地球的距离最远为5万公里，而嫦娥一号卫星创造历史，要到达38万多公里。GNC（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因此成为嫦娥一号卫星系统中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创新点最多的分系统，奔月之旅遥远而漫长，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考虑周全，都可能导致卫星的“丢失”。

　　按照飞行轨迹，GNC系统被分成四个阶段，涉及太阳定向模式、恒星定向模式、紫外环月模式等10个极为复杂的工作模式，共9类18项软件，单套软件共40000余行代码，其中GNC分系统应用软件、紫外月球敏感器应用软件等5类软件配置项为新研制。

　　在2004年5月以前，技术攻关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在光学系统材料的选择上，蓝宝石是国外较为推崇的一种材料，但价格非常昂贵，如果选用，仅原材料采购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在紫外月球敏感器初样投产后，发现成像器件CCD不能正常传输图像。

　　紫外月球敏感器是一种用于测量卫星对月姿态的光学姿态敏感器，此前国内从没有搞过，国外也没有成熟的技术可以借鉴。

　　他带领紫外月球敏感器研制团队，全力以赴力克难关，先后解决了大视场及组合式紫外光学系统、月球敏感器数据处理算法、高速大容量数据处理、CCD电路设计、敏感器标定与测试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最终，嫦娥一号卫星成为自主创新的典范，并为嫦娥二号的技术路径奠定了基础。

　　“大黄在，我踏实”

　　嫦娥二号卫星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能否精准“刹车”，被月球重力场捕获。

　　如果“刹车”力量不够，卫星会飞出月球的引力范围，不能被月球捕获。相反，如果“刹车”力量过大，卫星就会撞上月球，后果不堪设想。而刹车只有一次机会，能给的是一小时级的一个窗口。

　　为了确保唯一的变轨窗口能够万无一失，从嫦娥二号立项的第一天开始，黄江川带领卫星试验队，除了制订了常规的方案和无数次的验证实验外，还专门在卫星的可靠性上强化了设计。

　　严厉的叶培建曾经在多个场合这样表扬黄江川：“大黄在，我踏实。”毫不掩饰对他的欣赏。

　　但黄江川一直保持着平静心。

　　10月6日上午11时6分，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控制下，嫦娥二号卫星开始实施第一次近月制动，32分钟后，卫星顺利进入椭圆环月轨道。

　　然而，当大厅内响起掌声时，黄江川穿梭在人群中，从面对表情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

　　在一般人看来，这有点超乎想象。因为在嫦娥一号发射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黄江川将90%以上的精力投入在嫦娥二号。

　　“一是要保持警戒，另外经历多了。我就是这样，但心里很高兴。”性格温和的黄江川说这话时很淡然。

　　“这也是我这几年悟出来的”

　　谈及黄江川的经历，用一句话概括是从“教书匠”到航天人。1977年7月，还不满16岁的他就当起了初中数学教师。一年后的1978年，他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工电子师资班，学习自动控制。

　　1983年，在工作一年后，黄江川回到母校攻读微特电机及控制专业研究生。之后，1986年，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2所9室工作。

　　在梳理黄江川的成长历程时我们会发现，他的一步一步提升很少有跳跃。

　　他当过主管设计师、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在行政职务上，他是从最基层的工程组副组长、组长干起，慢慢提升为副主任、主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86年1994年，他从事惯性姿态敏感器研究长达八年。而很多同事因为坐不住选择了跳槽。

　　“我相信不付出努力就找不到捷径。”在从事型号研制工作中，黄江川信奉的是：“想到的，就一定要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做到位。”在502所担任主任设计师、副主任设计师时，他是这一梯队中少有的年轻人，其他人都比他要大20岁。

　　他总是在思考，采访中说的最多的是“我也在琢磨”“这也是我这几年悟出来的”。

　　“有人认为我聪明，其实是赶上了好时代”

　　黄江川会经常感慨，和老一辈航天人相比，现在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好了很多，但论奉献远远达不到他们的程度。

　　在谈到这样一件往事时，黄江川仍有点情绪激动，语速明显放缓。

　　资源一号卫星发射前两三天，他被派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主管卫星飞行控制。卫星发射成功后，他给一个年龄相仿的兄弟打了个电话，“怎么样，特高兴吧。”

　　兄弟将手机扬声器打开，黄江川听到的是一片哭声，而且声音基本来自老同志，甚至能辨别出是谁在哭。

　　“我那时候没有完全理解，琢磨一两年觉得明白了，因为这颗卫星的研究跨越十几年，大家的投入太大太大。” 黄江川感慨地说，“有人认为我聪明，其实这是机遇，是赶上了这个好时代。”

　　人物档案

　　黄江川

　　嫦娥二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

　　1982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哈工大微特电机及控制专业，获硕士学位。1986年8月被分配至502所工作，先从事惯性姿态敏感器研制工作，后又参加控制系统技术总体工作，历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副主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

　　2004年任嫦娥一号卫星型号副总设计师。现为国防科工委航天控制制导和测控系统标委会成员、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可靠性专家组成员和嫦娥一号卫星软件专家组成员。

　　2006年获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三等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