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调解与司法怎样对接？

    吴志明：上海17个基层法院，之前已经建立了“人民调解庭”（或叫“诉调对接中心”，就是接待化解矛盾的地方）。一开始是长宁区做，以后要求每个区县建立1500～2000平方米的中心。我们原来有个想法，因为法官不够用，审理案件的时间短，容易粗糙，能不能把法官任职延长5年。国外65岁当法官很正常，60岁最黄金的时候让人回家，回家又闲不住，跑到律师事务所帮倒钩（上海方言谓之“放倒钩”，就是设圈套），现在索性把他们留下来，给相应的待遇。

    他们带来的好处是：第一，廉政问题解决了，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降低了；第二，现在他是人民调解员，由于过去是法官，他告诉你这个官司打赢的机会有多少，当事人掂量后，就会作出判断。所以在诉调对接中心，调解的民商事案件已经达到35%，有1/3的案件不进入诉讼程序，减轻了法院的压力；第三，我们想在基层调解，法院的诉调对接中心和行政调解、专业调解进一步加强，比如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纠纷、物业产权纠纷调解逐步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但有人说，现在倡导“法治”，大调解是“反法治”的。

    吴志明：我认为不矛盾。可能在西部，我们的法官不够用，民商事案件数量很高，法院希望能在前端分流。而且调解可以形成协议书，有法律效力，完全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调解公民之间的关系，与法院的“当判则判”并不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司法有程序保障，调解相对弱些，怎么保障调解更规范？

    吴志明：调解完全是自愿的，（当事人）非要打官司，（我们）不会因为没调不受理，但是公民也清楚，打官司之前是要先交钱的。

    另一方面，调解有协议书，它上面非常清楚，每个案件，在什么阶段进行过什么调解，关键词都有。

    中国新闻周刊：调解过多，会不会权力化，使法院的权威受到损害？

    吴志明：根据“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主要调解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对于轻伤害，免于刑事处罚或具有减轻情节的案件可以做些调解，对于杀人等的案件是没有调解余地的。但是有些未成年人案，判决后被害人也拿不到赔偿，那通过调解反而更合情合理。在整个法律框架里面，从中国传统出发，也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找出一个长期的、可以应对之策。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学者认为大调解只是为了“应急”，你怎么看？

    吴志明：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要代替法院判决，重大案件，刑事案件都是法院判决，双方不愿意调解的也不调解。我认为大调解是一个长期的机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调解体系。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靠单位管人，效率高，“单位半社会，人际稳不动”，现在单位找不到了。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亟需建立社会管理体系，把社会矛盾化解在产生之前。上海之前出台“社会风险评估办法”，对重大工程、政策出台之前要镶嵌一个评估意见。

    过去重大政策的出台主要考虑，预算多少，环保行不行，技术有没有问题；现在要增加考虑范畴，周围老百姓是否能接受，对市民的影响怎样。不仅是为了解决矛盾，还要把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巩固共产党政权，不能靠空话，而要靠具体的社会管理来实现，大调解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中国人和为贵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