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袁志勇 通讯员 田晓冰

    ■ 人物档案

    王贻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副主任，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理事长，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副主席，国际未来加速器委员会委员，全球华人物理学会理事。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92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工作。2000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2001年2月回国，2013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中微子，以近似光速运动，悄无声息地自由穿行于地球，难以捕捉，有人称它“幽灵粒子”。但中微子却是构成物质世界的12种基本粒子中人类了解最少的一个，也是破译宇宙起源与演化密码最重要的钥匙。

    19年来，研究中微子，已成为王贻芳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不久前被评上中组部“万人计划”杰出人才，还是当选为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这种生活方式波澜不惊。

    师承丁肇中

    1984年5月，即将从南京大学毕业的王贻芳来到上海。在这里，他将参加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的面试。

    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的王贻芳第一次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导师——丁肇中教授。

    “他当时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波在海水中传播，长波传得远还是短波传得远？’，这些问题用大学普通物理的知识就能解决，但考验的是基础牢不牢靠，能否灵活运用。”王贻芳对那次面试记忆犹新。

    毫无疑问，王贻芳获得了丁肇中的青睐。随后11年，从1985年到1996年，他在丁肇中的指导下研究高能粒子，参与L3实验。这为他以后从事中微子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丁肇中的L3实验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那里拥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在L3实验组，王贻芳展露了物理天赋：一年时间内发表3篇论文；1990年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所有L3实验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唯有他是一名学生；1991年，在被L3实验组内部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出了陶轻子的极化。

    缘结中微子

    但在欧核中心待了10年，王贻芳感到：L3实验汇聚了14国、30多所科研机构的400多名科学家，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大型项目里，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有限。

    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尚在设计阶段、只有20人、研究中微子的小项目吸引了他。

    1996年，他向丁肇中请辞，并成为斯坦福大学项目里的骨干技术人员。

    在这个小项目里，王贻芳什么都干，有时候甚至充当电焊工。但正是什么都干，让王贻芳了解了高能物理实验的各个方面。

    也正是这个实验，中微子研究正式走进王贻芳的物理世界。尽管当时中微子还并非研究热门，但王贻芳乐在其中。

    寻找θ13

    随着斯坦福项目的结束，王贻芳不知不觉在美国已待了6年。工作已稳定，买了房子，儿子和女儿也相继出生，家庭也和谐。但他却做了一个决定：回国。

    2000年，王贻芳入选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2001年12月他回到祖国，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2003年冬天，王贻芳留意到：关于利用反应堆中微子来测θ13已成为国际热点，多个外国团队正打算进行同类实验。一场竞争激烈的赛跑悄然展开。王贻芳开始参与其中，设计了一个自己的实验，并多方奔走，呼吁国内也开展同类研究。

    2006年底，在许多人的努力下，由中国主导、中美两国合作、100多位科学家参与的大亚湾中微子国际项目正式启动，这是美国能源部在基础研究领域对外投资第二大的国际合作。2007年10月，大亚湾核反应堆300米外中微子实验室建设启动。

    经过3年的建设、1年的安装，2011年12月24日，大亚湾的探测器准备就绪。但此时，中国已在这场寻找中微子的赛跑中落后许多：

    早在2011年6月15日，日本T2K中微子实验就发表了θ13的测量结果，但置信度只有2.5个标准偏差（按国际惯例，置信度在3个标准差以下的测量结果叫迹象，处于3—5个标准差之间的结果叫证据，超过5个标准差的实验结果才叫发现）。尽管T2K的这个结果最多只能被称作“迹象”，但这一研究仍被欧洲的《物理世界》列为当年十大物理突破的第7位。随后美国和法国的实验也相继宣布发现了1.7个标准偏差的迹象。韩国的实验也在2011年8月开始运行。

    但55天之后，王贻芳却领先一步。2012年3月8日，大亚湾国际实验测得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即θ13，其数值为8.8度，置信度有5.2个标准差，也就是可以被明确称作“发现”。

    “这是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成员、美国杰佛逊国家实验室副主任罗伯特·麦克欧文这样评价。

    开始新征程

    中微子的项目成果发布后，不少媒体直接将其同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理由是此前发现大气中微子振荡、太阳中微子振荡的美国和日本科学家都获得了这一殊荣。

    2012年年末，美国《科学》评选的2012年十大科学进展准时出炉。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功入选。

    面对赞扬，王贻芳很平静：“过誉了。2002年中微子振荡获奖，是原创性的，证实了中微子振荡的存在，我们只是在继续推进而已。”

    2013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二期项目即将启动，王贻芳开始了新征程，继续研究中微子，这种生活方式，一成不变。

    ——科研·人生——

    把方案让给美国，这种事情绝不能做

    2005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成立。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美国、俄罗斯、捷克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研究单位的190多位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团队。以王贻芳为代表的中方紧紧把握了实验的主导权。

    这种主导权来之不易。最初的博弈主要来自美国。谈判的时候，王贻芳“单刀赴会”，和十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开始了主导权之争。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大亚湾实验采用谁的方案。按照美国的方案走，可以争取到国际合作，但中方的贡献和地位就有限；反之，可能就没有国际合作，项目可能根本无法在国内立项。

    王贻芳说：“我坚信我的方案最正确。而且国家要花这么多钱，如果把方案让给美国，让他们得到成果，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做！”

    在谈判桌外，王贻芳也聚拢了一批国内和美国华裔科学家，其中包括从美国归来的项目副经理曹俊、项目电子学负责人李小男等优秀科学家。

    最终，不愿缺席这一将对高能物理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实验的美国，同意了王贻芳的方案。

    要学会从分歧中归纳总结

    能管理好庞大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王贻芳将其归功于在L3和斯坦福的实验经历。

    在斯坦福研究中微子时，项目小，只有十几个人。王贻芳很多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每次做实验都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特别是实验细节。

    “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高能物理的各个方面，让我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少走了很多弯路。”王贻芳说。

    而在L3实验，汇聚了14国、30多所科研机构的400多名科学家。王贻芳从丁肇中老师身上学到的重要一条就是：如何组织和协调大型科学实验。

    “他总是能在听取众多分歧之后，找到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道路。这一点值得我学习。”王贻芳说。

    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出现不同意见是家常便饭，每每这个时候，王贻芳总是能迅速归纳总结，找到最合适的方法解决分歧。

    希望学生对我说不

    归国十几年来，王贻芳带过不少学生，不少都已经成为行业骨干。

    谈起这些学生，王贻芳说：“每次给他们定任务、定课题、定研究方向的时候，我总希望他们对我说‘不行’。”

    在王贻芳的心里，他希望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科学家，而不是一个高级工人。

    王贻芳告诉记者，也许学生想的不一定正确、寻找的研究方向或是歧路、考虑的或不够全面，但敢于对权威说“不”、独立思考，这是一种优秀的科学品质。“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需要这种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