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

    9月16日，我正在世界华商投资协会调研。下午两点半左右，接到我的侄女、经济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李春莲的电话，她说，微博上说，唐为忠老师去世了。

    一个相识26年的挚友真的“出事”了？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随后，一方面通知华夏记者网核实消息的真实性，一方面要通了中国青年报原社长兼总编辑徐祝庆、原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周志春的电话，但遗憾的是，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证实，唐为忠同志，真的离开了人世。他抛下心爱的新闻事业，抛下了爱人和孩子，抛下了新闻界同事和朋友，走了。
  
  徐祝庆会长（现为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副会长）告诉我，16日上午，唐为忠同志在宁波参加会议期间，突发心肌梗塞，当地医院进行了抢救，但没有抢救过来。他说，报社已经派人与亲属赶赴宁波处理善后事宜。周志春先生也告诉我，报社已经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以总编辑陈小川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随后我致电陈小川总编辑，表示了对唐为忠同志逝世的悲痛和哀悼之情。

    连日来，我的悲痛心情，难以言表，只有饱含泪水长叹：可恨的病魔，为什么这么急促地让他走啊，他只有53岁呀。这是怎么了，好好地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以至于亲朋好友都不能看上一眼，甚至不能通上一个电话。是啊，我们再也不能一起游泳了，不能一起聚餐海阔天空地聊天了，不能一起驾车采访了，不能一起策划活动、参加会议了……

    几个晚上，我都难以入眠，睁着有些红肿的双眼，反复地说，难道老天爷真的不公，难道好人真的不能长寿？

    记得我与为忠同志相识，是在1985年冬天。我刚从河北的一家报社调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全国各地来的17名编辑记者筹办一张国家级的报纸。我和来自湖北的刘志伟，被当时报社筹备时期的负责人林丛，派到中国青年报总编室跟班学习编辑和组版。为忠同志那时是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一名普通的夜班编辑。

    当时，总编室设在中国青年报院内西侧一个小楼的一层，在总编室一起上夜班的报人有新闻界前辈魏方艾、业务骨干周志春、组版大师何春龙，还有吴洁、王培来等。大概是和唐为忠同志同龄人（我们相差一岁）的缘故，也许是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从那时起我们就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以至于后来只要看到中国青年报版面上的“本版编辑：唐为忠”字样，我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情景。

    总编室的夜班在晚上七八点钟上班，凌晨两三点钟下班。我和为忠同志，基本上是傍晚见面，凌晨分手。我的印象中为忠同志工作严谨、勤奋，而且还是一个多面手，甚至能够拿起镊子熟练地排铅字版。

    那个时候，中央大报都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厂都是采用铅字排版。夜班编辑们下班早晚，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工作效率，还取决于排字工人的工作效率，铅板排不出来，大样就打不出来，校对、检查、编辑等工作就无法展开。只要夜班总编辑没有签字付印，所有人谁也不能下班。为了让大家早点下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为忠同志经常自己手持镊子，不顾铅粉油墨的污染，就干起排字工人的活。要知道，绝大多数编辑是从来不干排字工人的活的，况且不经过专门训练也是做不了排字工作的。

    据报社同志讲，20多年前的一天，在总编室夜班工作的唐为忠，手拿镊子，在印刷厂铅板上改错，不小心“闯了祸”。所改文章中涉及到抗美援朝，文中有“出兵朝鲜”字样，由于不慎上面一行的一个铅字“南”落了下面一行，文中的“出兵朝鲜”变成了“出兵南朝鲜”，报纸印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还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朝鲜（即韩国）提出了抗议，上面追查下来，为忠同志承担了责任。为这事，他从编辑部被调到了一个省的记者站工作。

    在基层，为忠同志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从社会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所以，时间不长，因为他的勤奋工作和突出的业绩，报社又把他调回北京，继续在总编室从事编辑工作……每次听到中国青年报的朋友谈起这件事，我总是很同情他。
后来，随着业务能力的增强，阅历的不断丰富，为忠同志一步一步进入中层和高层领导岗位，历任报社总编室主任、新闻中心主任、编委、报社副总编等，直到倒在他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上。

    我和为忠同志亲如兄弟，但从不称兄道弟，也不互称职务，我喊他为忠，他叫我国庆。回想一下，和为忠同志接触最多的是最近的五、六年。因为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的一个会所与中国青年报的一个住宅区，均在北京的望京，为忠同志的家就在住宅区。我们两个楼相邻，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米，但又属于两个院落。因我们会所院内有一游泳池，为忠同志经常到我们院里来游泳，所以比其他新闻界朋友接触的更多一些。

    虽然和他家近在咫尺，但我没有去过他家一次。每次都是他到会所来找我，有时他游完泳过来，闭门深谈一两个小时，直到家中来电话催他吃晚饭。也有时，他游泳前过来，坐也不坐，站着说上几分钟话，要说的话说完了，就直奔游泳池。

    他游泳的时候基本是下午，因为工作原因，多数时间我不能陪他游，但我经常会到泳池边欣赏他的泳姿，和他打个招呼。我知道，他在上夜班，下午游泳的时间是他休息的时间。

    我们在一起聊天，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几乎无话不谈，不过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健康和百年之后的话题。感觉他有时有点疲惫，但我印象中他身体很好，从来没有听说他得过什么病，而且他平时上夜班，下午来游泳，一切都很正常。谁也没有想到，他今后再也不能来游泳了……我多么希望，那个穿着短裤、拖鞋，提着泳装的唐为忠再一次踏进我的办公室呀！

    中国青年报坐落在北京的海运仓，我的报社在北京公主坟，相距较远，有事通常是打个电话，一般很少相互到工作单位，好在经常在一些会议上、活动上见到他。见了面，就说个没完。

    我一直认为，中国青年报是一张“勇于担当，非常成熟”的媒体，有一大批为忠同志这样的优秀报人，所以报纸可读性强，发行量非常大，是我所在报纸发行量的十几倍。所以，适合在中国青年报选用的稿子或新闻线索我常常提供给他，供他参考。

    为忠同志是一位新闻敏感非常强、新闻业务非常过硬的优秀新闻工作者。记得有一次，几个记者去华北某县采访一个地方违法违规的事情，在现场，年轻的记者不停地用笔记录，而唐为忠仅是看、问、听，没有记录。当地人甚至怀疑他的记者身份，问我，他是记者吗？怎么他不记录？我卖个关子说，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

    随后，其他记者前去采访政府部门，但为忠同志没有去，他说基本情况都调查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去政府部门，去了反而不利于报道，随后坐上火车返回了北京。不出为忠同志所料，凡是到政府部门采访的媒体，由于地方的公关，没有一个媒体能报道出来，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中国青年报一版转四版发表了长篇通讯，并配发了两张大照片。仅仅两天，就有人民网、新华网、中青在线、华夏记者网等3000多家网络媒体转载，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事实做出了回答，为忠同志不愧为中央新闻界的名记（通常指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新闻记者）！

    至此，事情并没有完。随后地方派人到中国青年报兴师问罪。据报社的同志讲，地方官员称，中国青年报记者道听途说，不到现场采访就发稿，报道失实，给招商引资造成了损失，影响了地方形象云云。唐为忠质问道，你们去了现场那你们说说现场是什么情况？这些人是政府派来的“消防队员”，只能说个大概，自然说不出具体细节。唐为忠说，我来给你们讲，于是他把采访到的情况一一道来。同时，他拿出回北京的火车票，质问地方官员，我没到现场，我这火车票是怎么来的？地方官员说：为什么不到政府部门采访啊，你们应该听听政府部门的意见。唐为忠说，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我们可以到政府部门采访，现在情况一清二楚，没有必要再去政府部门。记者去不去政府部门，要根据情况而定，不是采访每条新闻都要去政府部门，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地方官员还举例说哪些报纸没有刊登，唐为忠反驳说，你们能把其他媒体摆平，不等于能够把中国青年报摆平，你们说我的报道失实，请你告诉我，哪一段失实，哪一句话失实？最后这些地方官员被驳得哑口无言。这件事，是为忠同志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缩影，它充分展示了舆论监督、勇于担当媒体和记者的风骨。

    我和为忠同志一起去过好几个省份，这只是他工作的一个片段。

    为忠同志出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后，出差机会、社会活动更多了，更忙了，但我们并没有减少见面的机会，同时保持着电话、短信、电邮联系。比如中央领导今天在会上讲了什么，中宣部哪位领导在通气会上透露出什么新的信息，只要不保密就相互通报一下。还有孩子们的毕业实习、婚姻、就业，购车、买房、搬家这样的大事都也相互告知一声。

    为忠同志走了，他的逝世，是中国青年报的损失，也是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的损失，使我们的核心团队失去了一位重要成员。他曾建议，把我们的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建设成为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那样的场所，为中国记者服务、为社会各界服务。他也向理事会推荐，哪位媒体领导适合担任记者俱乐部的什么职位。

    为忠同志走了，再次证实了人的脆弱的一面。我们团队内活着的人，理应更加爱惜身体，加强锻炼，增强体质，集中精力，把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办好，为记者，为媒体，为地方，为社会，为伟大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为忠，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中央媒体资深记者、华夏都市记者俱乐部副会长兼秘书长、华夏记者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