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年之后，北京真的成为了世界创新之都，再回首，哪些人将成为被历史铭记的人？

　　“我们在打造一个平台，让海外顶尖的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之后，能有一个发挥个人价值的空间。”在位于知春路西格玛大厦五层的办公室里，张亚勤向我们说，语气中流露出的自豪显而易见。在几近一年的多次采访中，每次谈到对人才的吸引和培养，以及对中国IT产业的带动，他眼睛中的神采，往往是不一样的。

　　这种神采是真实的。对于一个屡屡在国际学术领域证明了自我价值的科学家来说，单纯学术领域的成功，对张亚勤来讲已远远不够。

　　“当我回中国之前，我在美国的一位曾经的导师对我说：张，你要想好了，你回到中国，会被边缘化的。有可能在顶级学术圈子，就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极力挽留他的这位“导师”是桑纳福研究院的老板吉姆·卡恩斯，而桑纳福是美国最著名的四大研究院之一，是世界顶尖电子科技的圣殿。听张亚勤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句话当时给他的撼动，能够想象那段时间他内心深处经历了怎样的激烈斗争。

　　会不会被边缘化？——这可能是当年每一个回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每一个要来中国发展的外国科学家，都会在内心反复问自己的问题。

　　2000年，回国一年多后，张亚勤出席了他所熟悉的IEEE视频杂志最佳论文奖颁奖大会，这次他是代表微软中国研究院来领这个每年只有一篇论文入围的专业大奖，“尽管这个奖项我之前就获得过几次，但当我听到主持人宣布：‘He is from China！’的时候，热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来自中国，代表中国，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刻啊！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热火朝天的中国已然成为全世界追逐的“中国机会”。张亚勤不像前几任微软中国掌门人那样满身“明星范儿”，而更像一位科学家。

　　张亚勤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为中国在国际科研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仅在于他所领导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为中国培养了几万名人才，还在于他对中国整个的科研氛围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国整个IT软件产业的影响。

　　张亚勤成功了，他证明了自己没有被边缘化，依然可以耕耘在世界视频技术研究领域的核心地带，依然可以摘取这个领域的世界桂冠。但是，如何把这份信心、这种方法，传递给自己的团队和更多的人呢？如何让中国学术界，从几个单项的冠军，到囊括更多的金牌呢？

　　从“科学的春天”起步

　　现任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亚勤，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型“中国梦”的代表人物：70年代推崇标杆人物时被奉为“神童”、80时代“出国潮”盛行的时候出国留学、90年代“回国潮”大涨的时候回国创业，如今又成为了新世纪的精英标杆……

　　张亚勤是从那个高呼“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时代走出来的。1966年，张亚勤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有着“拍照式记忆”天赋的他在学习上如鱼得水，连续多次跳级。细细算来，张亚勤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小学，用一年半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12岁便参加了高考。

　　当时，正值1978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这一年，在国人的记忆里，除了高考恢复这个大事件之外，最冲击人眼球的事件就是“少年班”。当年的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而12岁的张亚勤就是以数学满分的成绩通过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考试，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也成了“时代偶像”。

　　少年班的张亚勤并没有沉溺于“神童”光环中，母亲曾告诫他说：“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母亲也说“名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刚进校的时候，张亚勤认为“还是蛮苦的”。在学习和生活上的诸多变化让这个少年有些不适应。进了大学，一下没人管了，张亚勤喜欢跑出去玩，也会逃课，他回忆说自己那时曾一度进入“差生”行列。

　　后来有一天，张亚勤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要好好学习的，于是狠补功课，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科大的研究生。那段时间，张亚勤经常去听一些演讲，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知名科学家都曾到科大做演讲，张亚勤说：“霍金讲黑洞时，我站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不过只听懂一小部分。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永远无穷无尽的。”

　　张亚勤很看重自己的这段经历，他说：“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

　　张亚勤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通讯方面的。有一次他读到了一篇文章，非常困惑，于是写信给通讯领域的鼻祖之一比克赫尔茨询问。两个月后，比克赫尔茨来科大讲学，张亚勤担任翻译，霍兹对张亚勤赞赏有加，很欣赏这个年轻才气逼人的小伙子。之后，几经周折，1986，硕士毕业的张亚勤远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投身比克赫尔茨门下攻读电子工程。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博士毕业，就在张亚勤的毕业论文快完成时，他在一位日本访问教授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份日文专业杂志，上面刊发的论文标题和自己的竟然一模一样。距离毕业论文截止的时间越来越近，张亚勤只能从头做起。就算如此，经过张亚勤的努力，最后这篇论文竟成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后，在导师比克赫尔茨的推荐下，张亚勤来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在接下来5年里，他全身心投入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终于成为这个行业最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了这个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亲笔给张亚勤写贺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和比克·赫尔茨都曾由衷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开创微软中国科研创新基地

　　盖茨有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正是这样，微软一直在不断创新。1998年，微软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院，在接到研究院发起人李开复的电话后，张亚勤思考了5分钟，就决定加盟这个研发中心。

　　1998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微软在海外开设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李开复出任院长。没有太多的考虑，甚至没有问报酬，凭借对中国和对科技的热忱，张亚勤卖掉了美国的房子、车子，举家回国，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始人之一，被委任为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对于张亚勤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张亚勤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科学家，从90年代开始，张亚勤就在工程界最权威的杂志《IEEE Transactions》发表文章，张亚勤曾介绍说：“我可能在这家权威杂志上发表了100篇文章。这个杂志审稿周期是两年，能在这里发表论文，代表着一种认可。”事实上，很多专家终其一生，都很难在这家杂志上发表几篇论文。

　　张亚勤的科研能力很快得到了国内业界的赞赏，前微软、思科的中国区总裁杜家滨评价说：“张亚勤是我见过对科技最热情的研发人才。”

　　1年多后，张亚勤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就在他上任几个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这一变化证明了中国市场得到了微软总部的首肯，真正进入了微软公司战略版图的核心位置，此次更名也为日后微软亚洲研究院能在国际学术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0 年6 月底，整个研究院的规模已经增长了一倍，研究院的成员已经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 余篇论文；申请注册了40 项美国专利；做出60 项新技术，并已有8 项成熟技术转化到了微软的产品部门中。

　　此后，微软的金字招牌和张亚勤的个人号召力，使得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当时中国的各大高校中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技术圣殿。

　　这时候，张亚勤又在构思另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建立中国IT人才的联盟。张亚勤给这个计划命名“长城计划”，长城是传统的中国元素，是永恒的象征，他希望通过“长城计划”，为中国建立坚实、持久的科研体系贡献力量。实际上，“长城计划”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投资到中国软件开发与教育。根据该协议，微软将用3年时间，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接纳实习生、派出客座教授等方式与众多高校、科研机构构建起广泛合作关系，总投资规模为2亿元。

　　“在微软的第一个五年，我感觉更像是在完成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张亚勤并没有感到太多的管理压力，他的大部分精力依然是放在技术研发上。

　　2003 年，张亚勤在西安一所大学演讲时，台下的一个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软件工程是以开发软件产品为主，而微软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产品研发团队？张亚勤很快意识到学生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他的脑袋里出现了建立一个工程院的想法，并且将这个想法汇报给微软总部，很快，他得到总部的支持。

　　2003年11月，由张亚勤倡导、脱胎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微软亚洲工程院成立，由张亚勤的亲密工作伙伴张宏江博士担任院长，微软在中国开启了立体化的研发布局。

　　亚洲工程院的成立标志着张亚勤在微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阶段张亚勤负责将研发成果转化成为产品。

　　“Magneto先生”——征战雷德蒙

　　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张亚勤被微软CEO鲍尔默叫去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希望整合Windows Mobile和嵌入式的业务，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你看有没有兴趣。”张亚勤回忆说。

　　鉴于微软移动业务板块的重要性以及张亚勤所领导的中国研发的战略位置，鲍尔默调张亚勤回美国的想法必定已经和盖茨事先沟通过。而张亚勤自己其实也明白总部一直希望他能够回到雷蒙德，毕竟微软的绝大多数核心产业和战略决策都是在华盛顿湖边的微软总部做出的。张亚勤这样的“好钢”，盖茨和鲍尔默都希望“好钢”能够用在刀刃上——为微软统领更重要、更棘手的部门。

　　一年之前的2002年11月份，总部曾经就回总部征求过张亚勤的意见。那次是盖茨和鲍尔默希望他回雷蒙德出任微软高级副总裁，管理多媒体业务。考虑到中国研发业务还没有彻底稳固下来，自己对研究院的一些规划才刚刚启动，张亚勤婉拒了：“当时，我太太带着孩子举家迁回北京还不到两年，这么一家子来回折腾对孩子的成长其实并不太有利；另外，我已经在多媒体做了那么多年，这个领域是我最擅长的。再次‘重蹈覆辙’也不是我的性格。相比多媒体，我还是更倾向于开拓性质的研究院。”

　　但是，这次是鲍尔默在一年之后重提旧话，张亚勤明白自己必须认真考虑了。鲍尔默所说的微软的“移动业务”指的是微软总部目前正在整合移动和嵌入式部门，包括了用于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理工具（PDAs）、电视、汽车和非PC领域的操作系统和平台。

　　尽管研究院就像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很难割舍。但是思考再三之后，张亚勤还是接受了总部的职位，因为他深知这次让他去负责的移动和嵌入式部门对于公司的全球战略至关重要，多年研究的经验告诉他，移动绝对是继桌面之后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微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于他自己而言，潜力就是挑战。

　　2004年1月，张亚勤被提升为微软全球副总裁，回到微软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 Windows Mobile 以及 Windows CE 平台。他是领导微软进入PC 之外市场的核心领军人物。微软负责全球研究院事务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这样评价张亚勤：“在带领团队致力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快速发展的同时，亚勤展示出了他杰出的管理才能和对技术敏锐的洞察力。”

　　在总部，张亚勤带领着近千人的团队，开始了这场在移动通信领域的产品与市场的争夺战。微软将推出新一代的移动视窗操作系统作为其攻入市场的重磅武器，该产品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Magneto”，这种操作系统承载着微软移动软件业务的远大希望，完成之后它将能够稳定可靠地在诸如Wi-Fi和新一代3G手机系统等所有移动设备上运行。

　　更重要的是，张亚勤希望它能够支持声音和数据传输，同时还能够通过掌上设备和“智能电话”提供一些专门的服务。其中智能电话——手机可作为管理器使用，并可用来运行软件以浏览网页与观看电视，处理新一代图形、网络浏览以及多媒体如照片、音乐和视频。与大多数竞争对手不同，“Magneto”允许软件开发商和手机制造商加入他们自己的特色服务。此外，“Magneto”希望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竞争对手的价格做到上述一切。

　　从2004年1月8日到2005年9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张亚勤把微软的移动通信和嵌入式业务带上正轨，实现了市场份额从零到25%的增长。当时，走到哪里，张亚勤言必称“Magneto”，媒体直呼他为“Magneto先生”或“BlackBerry（黑莓）杀手”。[page]

　　统领微软亚太研发集团

　　然而，就在张亚勤在雷蒙德总部的工作蒸蒸日上时，2005年9月，由于当时闹成了“世界级新闻”的李开复跳槽GOOGLE事件，张亚勤被火速调回中国，并闪电开启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筹备工作。

　　张亚勤开始主导战略决策是在2006 年，微软在中国成立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作为集团主席，张亚勤准备组建一支更庞大的产品开发团队，并打算构建一个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产业合作所有职能的研发集团。

　　张亚勤回来后，微软和谷歌在中国围绕人才的白热化争夺战看似出现了平衡局面，然而就在盖茨于2007年4月完成了他代表微软进行的最后一次访华行程之后，微软中国的一场重大人事变动悄然来临——时任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的陈永正在2007年9月宣布辞职。鲍尔默钦点张亚勤再次出面救火，代理微软大中华区CEO一职。这样的局面直到2008年11月新任CEO梁念坚的到来才结束。

　　张亚勤回归到他的研发工作，对微软这样一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高科技企业，研发一直是它的动力引擎，全球有10万人左右，其中5万人是在做研发。

　　2010年1月，成立四年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亚洲搜索技术中心、微软亚洲商务软件事业部、微软亚洲硬件技术中心、微软服务器与开发工具(中国)、中国在线技术中心、战略合作部等机构组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和战略合作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创新链条。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拥有由超过3000名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东京、首尔、悉尼和曼谷等地,已成为微软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

　　张亚勤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同时作为微软大中华区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他与其他成员一起,领导微软在大中华区统一战略的制定,推进微软在该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

　　十几年来，基础研究已经是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很小的一部分，只占不到十分之一。它的职责范围也从原来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延伸到从基础研究、技术孵化，再到核心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合作，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创新链条。微软在中国的研发团队从最初的十几人，扩张到了今天的3000多人。在北京中关村，耗资近3亿美元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总部大楼很快就将启用，被称为“微软除美国以外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创新基地”，今天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已经逐渐成为除在美国本土外，职能最全、人数最多的研发机构。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统计，微软进入中国以来，对中国IT产业的贡献额已经超过了1500亿人民币，占到整个中国IT产业总贡献额的三分之一。微软也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发包商，那些国内本土合作伙伴，也逐渐成长起来。

　　IDC数据显示：2007年微软及其合作伙伴在全球产生4200亿美金收入及1400万工作岗位，是整个IT产业的三分之一。而在中国，2007年微软在中国的生态圈收入155亿美元，创造160万就业机会，也是中国IT产业的三分之一。不过微软在中国每赚一块钱，像与其有合作的联想、中软、浪潮这样的中国公司就会赚16块钱，微软对中国IT产业发展的辐射效应是1∶16。整个IT行业的1/3的收入及1/3的就业岗位是由微软及其生态圈创造的。

　　微软研发集团在中关村、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和贡献都是巨大的。在微软中国坚持与中国共赢的同时，张亚勤还担任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政府的经济和科技顾问，为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出谋划策。

　　张亚勤的付出也得到了很大的认可，被政府和媒体授予各种奖项，如“2006中国十大软件领军人物”“2007 IT年度领军人物”“2007 十大科技英才”“2007双十人物”“2007中国十大CEO”“2008年度最佳企业公民”奖、“2008年度最佳中国经营者”奖等。

　　尽管已成功转型为企业高管，但张亚勤一直明确表示：“我始终更乐于研发方面的工作。”

　　决战“云”之端

　　未来计算机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话题，而“云计算”模式最令人瞩目。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PC作为“个人计算应用核心”的位置将被取代。包括软件、硬件、服务等在内的计算资源将由大众化、个人化、多点（终端）化的分布式应用不断向互联网聚合——也就是计算将由 “端”走向“云”，最终全部聚合到云中，成为纯“云”计算的时代。

　　多年以前，“网络计算机”（NC）的概念曾经风行一时，其模式是价格低廉的芯片，不配或是装配容量较小的存储设备，完全在互联网上储存数据和处理数据。当时，张亚勤就指出，NC 作为一种理想可能会形成一个产品品类，但却永远不会主流化——事实证明，NC早已是昨日黄花的历史名词。

　　2008 年，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持续的探索，微软公司正式发布了完整的云计算平台——Windows Azure(蓝天)，当然自然包含着张亚勤和他的团队做出的贡献。

　　与众多专家认识不同，在张亚勤看来，未来计算在“云”+“端”。纯“云计算”并不是启动计算未来的“万能钥匙”，“云+端”共存、“云+端”互动才是未来计算架构的发展趋势。被誉为“革命性的计算模型”的“云计算”其实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等既有理论的延续，其愿景是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务。

　　云计算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却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张亚勤兴奋地说：“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持续的探索，云计算终于开始成为一种全球IT 产业共同应和的主流声。云计算是IT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神经中枢。从理论上讲，云计算给了每个人都有无限的计算、存储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新时代下，“云计算”成为各家IT巨头殊途同归的目标。很早就洞悉了这一趋势的张亚勤连续撰文阐述自己对于这一技术的理解。张亚勤经常讲，其实做IT的就是玩四个参数，通讯、存储、计算、数据。这四个东西，我们要使其达到一个最好的动态均衡。然后，让用户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体验。云计算也是如此。

　　2010年5月21日，在参加中国第二届“云计算大会”时，张亚勤更直言“云计算是逼出来的”以表达出云计算的必然。当科技企业开始跟风“云计算”的时候，微软已经走在了这个领域的前列。张亚勤对“云计算”的研究一直都没放松，与此同时，张亚勤积极建议微软全球应该做战略调整。微软全球表示未来几年都会把80% 的资源倾斜到云计算上面，如果按照微软全球5万人的研发团队，那么将有4 万人会从事“云计算”方面的研究、开发和产品。

　　张亚勤还透露，微软近期的技术创新将着重于三个方面：一是三个产业的融合，即PC、互联网和移动产业的融合，他说：“移动互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新点”；第二个就是“云和端”，云是指互联网，端是指各种不同的智能的设备，两者叠加实现“端屏”的融合，即手机的屏幕、电视的屏幕和PC的屏幕的融合；三是推进IT创新的全球化，他说：“中国和印度正在成为重要的创新基地，而过去微软的创新更多问世于美国和欧洲。”

　　张亚勤认为，国内企业、学术界云计算的研究和应用水平，距离国际水平不是特别远。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许多新技术层出不穷，相对而言每个创新浪潮的生命周期比较短。这就像跑步，一百米的赛跑，他跑了五米，那我要追赶比较容易。所以，中国的机会很大，中国企业也有很多机遇。而且，虽然很多核心技术可能不在国内，但是里面的新技术比旧技术多得多，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当然，这样也要求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云计算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而是要通力合作，共同创新。

　　有人说：如果不是“云计算”、不是“人机交互界面”、不是“三屏融合”……或许张亚勤已经离开了微软。张亚勤说过：“当我对某项工作驾轻就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段工作生涯即将要画上句号，我会主动寻找另一个能够让我兴奋的工作。”

　　如果提及互联网的3.0 时代，或者是云计算等未来主流科技的话题时，张亚勤总会滔滔不绝。他说：“在微软，你永远都会处于兴奋状态。”显然，这种兴奋来自于张亚勤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预见。

　　做一流研究，做科技主人

　　实际上，在微软的十多年间，张亚勤的工作主要还是和研发有关。迄今为止，他拥有60多项专利，并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张亚勤擅长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筛选，习惯记录那些突现的灵感。对于张亚勤来说，在微软，挑战无处不在，而越大的挑战越能激发他的灵感和斗志。在张亚勤的办公室有一块长长的白色写字板，上边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字符，张亚勤说：“在微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张亚勤的成就已经不能简单以聪明或天才所代表了，正如他自己所言： “聪明是很重要，但知道怎么使用和发挥更重要。如果把人比做计算机，智商就像CPU的性能，较难改变，而性格好比操作系统，心态、判断能力、简化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等像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培训改变。”

　　如今，金融危机风暴渐息，如何“重振增长”成为了整个经济界毫无悬念的核心命题。张亚勤的答案就是——创新。

　　对于微软来说，相对于金融危机，更大挑战主要是来自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张亚勤说：“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竞争，这是个好事，比如在云计算、移动平台、非PC的平台等方面。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云＋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时代。而微软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也希望成为技术方面、产业方面的领导者。”

　　而且，张亚勤在整个经济的复苏和重振过程中，IT产业的发展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IT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包含如硬件业务、软件业务、互联网业务、移动业务等等，而且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在自身产业，更对整个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比如，它会推动传统产业，帮助它们提高生产、管理和运营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能提供一些新的增长机会。”

　　另外，随着微软亚太研发力量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日益重要，成为了微软的战略中心。张亚勤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现在在做决策之前，中国是一个重要因素。每个决策者都要做一份美国的战略，一份中国的战略，还有一份全球的战略。就像解方程一样，中国变成了核心函数。”他还提出了中国“智”造，他说：“过去我们更多靠的是制造，靠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实现真正的持续增长，单靠这个是不够的。过去很多年，我们都是在跟着西方国家走，但是现在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加入创新者的行列。中国的国力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是开始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时候了。”

　　在张亚勤看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思路是：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通过赋予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以创新DNA和巨大的智力附加价值，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日本之后的又一个创新基地——以创新为特征的“中国‘智’造”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不竭泉源，且必将催生出面向未来的、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溢价力的创意产业和知识经济。

　　根据国家发改委透露的信息，在我国“四万亿投资计划”中，用于“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投入是1600亿，比例为4%。张亚勤认为，我国对于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目前还是“比例太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中央投资资金放到基础研究、技术创新领域，来改变我们的产业架构。”

　　另外从企业层面来看，张亚勤认为：“现在大部分企业还是相对比较短视，有些急功近利，总是看下个季度怎么样、一两年怎么样。这主要是因为小企业、民营企业普遍缺乏资金，而一些大企业、国有企业拥有垄断性资源，缺乏创新的动力。总体来讲，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增长率在全球都是最高的，但是绝对数还是低。”

　　时至今日，张亚勤对自我价值的重塑进入了一个全新视角：不仅仅要做一个技术型的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更要将“中国‘智’造”向全世界推进。

　　张亚勤说过：“整体上来看我是个比较中庸的人，很少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我是做技术出身，但对管理也兴致盎然。”在张亚勤的职业发展中，一直立足于科研创新，他深知：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对技术和产业的判断非常重要。如今，大家都认为，在整个大中华地区，没有人会比张亚勤更值得盖茨和鲍尔默信任、更适合代表微软在中国的整体形象、更适合表达微软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技术观点。

　　张亚勤认为科学家跟艺术家有很多相通之处，都要用右脑去思维，都是要摆脱现实，超越边界，不断预见，不断创新，他说：“科学家并不是每天看起来都很学究气，可能只是一个表现方式，但是思维一定是很自由的，思维肯定是有突破性的，否则做不了一个好的科学家。”

　　事实上，张亚勤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科学家本色，“一流”是张亚勤很常用的词：做一流的研究、做一流的研究院、做出一流的技术和产品、做一流的管理者、做一流的IT企业……他认为人类永远是科技的主人，要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笔者系《张亚勤：让智慧起舞》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