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产业界的英雄，TCL和汤姆逊合资公司的成立仪式甚至牵动了正在欧盟访问的总理温家宝；他是国企改制的旗手，通过集团上市的“阿波罗计划”，他的亿万身价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他就是TCL总裁李东生。此间举办的南非世界杯，他欲借体育营销塑造品牌的同时，更将互联网电视作为其重要发力点，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话——

　　国企改革：“企业要尽力赢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

　　笔者：1996年你出任TCL集团一把手，同年公司开始改制，取得很大成功。有什么秘诀？

　　李东生：当时改制成功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各方面利益得以保全，政府、原来的股东、员工和管理团队利益都得到了保障。其次是没有踩红线。有些规定可能不尽合理，但在那个时候你必须要遵守，去争论合不合规、合不合理是没有意义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TCL已经成为惠州销售收入最高、税收最高和安排就业最多的企业。有这样的贡献，政府就会格外重视和愿意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关系也比较好处理。

　　政府是一个组织，并不是一个人。靠和某人搞好关系建立一个同盟，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不可取，也不可行。企业要靠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来赢得当地政府的认同和支持。这个关系处理好了，企业才不会因为政府领导的更换而有太大的变化。

　　国际化：“只守中国市场的企业长远来看一定不行”

　　笔者：你是第一个大胆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过去10年，TCL都在进行国际化。

　　李东生：2004年，汤姆逊想把彩电业务卖给我们。当时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中国，新兴市场在东南亚也很大；而汤姆逊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这两块业务正是我们缺的，所以并购能使我们成为全球最大。无论是从规模、技术上，还是从产业布局和市场渠道上看，对企业发展都是很有价值。另外，当时我们提出的并购方案是用股权并购，不是拿钱，而是发股。这种做法大家也同意了。

　　我今天还是讲，只守中国市场的企业，长远来看一定是不行的，这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做并购、开展国际化的原因。从结果来看，我们付出的代价比我们预期的要大，这给我们一个阶段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我还是坚持长远来看，通过这种并购积累起来的能力，对我们未来发展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笔者：对比白手起家和国际化困境两段经历，你觉得哪一段历程更难？

　　李东生：后面这段难。在国际化阶段，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找不到一个好解决方法。比如说2006年欧洲出现业务巨亏。怎么应对？我们内部讨论好几个月，是关掉还是重组。当时放弃比较简单，可以锁定损失，但那样就放弃了未来在欧洲市场发展的机会。倘若继续往下走，风险能否迈过去也很难说。

　　当时我专门找到商务部领导。领导说无论企业做出什么决定，政府都会支持。他当然希望我们项目做下来，这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他更希望我们能克服困难，坚持下来，当然最后的决定是我们做的，现在欧洲已经打出一片天地。

　　笔者：当时有没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感觉？

　　李东生：做企业就像打仗，战斗已经打响，冲锋号已经吹响，部队已经上去，那时你要考虑怎么把山头拿下，不能想我的退路在哪里。

　　互联网电视：“不要让现有框框扼杀创新技术应用”

　　笔者：2009年，TCL推出互联网电视，试图在内容上有所动作。你一直呼吁三网合一，这对TCL今后方向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做渠道商的计划？

　　李东生：现在也在考虑往这方面走的方式和可能性。过去10年，中国的移动通讯和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相对而言，我们国家有线电视的发展是滞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之前对产业的准入限制非常严格。政府不希望有线电视网络变得像互联网一样难理，但是人为的隔开，甚至规定说电信运营商不能做有线电视的服务，有线电视运营商也不能做通讯服务，显然都是违反产业发展的规律。

　　这种融合要突破：一是部门利益的限制。国家现在允许跨行业经营，三网融合让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但有些部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总是会设计很多的门槛来防止其他企业或者行业进入到他的利益范围。二是体制上。现在是不同的上级部门管不同的业务部门，这种体制如果不能有突破，今后内部扯皮现象也难杜绝。主管部门不一样，遵循的规则不一样，那就可能会打架。三是技术上。iPhone能在移动电话上有突破，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应用在电视机上也可以。国家应该鼓励这种技术创新，不要让现有的框框扼杀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应用。

　　——故事——

　　TCL头号“粉丝”

　　装修房子时，李东生要求家里所有的电器一定要用TCL。有客人来，李东生不会主动介绍这是他公司的产品，但如果有人提一下电视样式真不错，话不多的李东生会站起来，拿着遥控器一项一项介绍功能，比任何一个卖场的促销员都卖力。

　　亿万富豪李东生用的是600多元的手机，因为牌子是阿尔卡特（2004年被TCL收购），他要求所有公司高管都必须用。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为TCL液晶模组募资的定向增发中，李东生和妹妹掏出了超过4亿元来参与认购。

　　李东生把自己和TCL绑在了一起，他曾经对爱人魏雪说：“TCL是一艘大船，我是船长，如果这艘船要沉没，那我一定会和它共存亡。”

　　工程师的实业报国梦

　　李东生第一次看到电视是插队下乡时，在农场食堂，12英寸黑白电视，“当时觉得这东西真神奇”。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李东生大学报考了无线电系。和他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来自海南，叫黄宏生，他缔造了另一个名为创维的传奇。

　　作为78级天之骄子一代的大学生，1982年他从华南工学院毕业时，曾有机会进入政府机关，但他放弃了，选择去了TTK 家庭电器公司（TCL前身）——一家生产磁带的合资公司。这是当时中国第13家合资企业，还有国家工商总局发的执照。

　　从一开始，他身上就具备了企业家和国际化的基因，尽管他的初衷并非如此，他只是不想放下专业，当时他的最大职业理想是工程师。

　　他具有浓厚的“产业报国”情结。“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崛起，首先是产业要成长，经济才能成长，而强大经济的基础是有强大的企业支撑。我一直以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为理想目标，也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到企业大的目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