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王婷婷

　　史培军　　教授、理学博士，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资源开发与减灾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国家“973”“863”项目等。　　CFP供图

　　南方连日的暴雨让史培军的神经再次紧绷了起来。他正忙于组织这次洪涝灾害的损失评估，并且同时着手研究如何提高我国小江小河防洪减灾的能力。

　　作为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每次灾害发生后，他都会习惯性地思考：从灾难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这个多难的民族如何能在巨灾后变得更聪明……

　　——————— 对 话 ———————

　　地震发生两周后，我们还是没有拿到国内正式的地震烈度图

　　记者：您曾提到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您最初所做的灾害分析，是根据一份美国科研机构提供的数据，这个细节是否暴露出我国防灾减灾体系中的一些问题？目前我国防灾减灾的整体水平是怎样的？

　　史培军：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一流的，为此我总结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优越性体现在了防灾减灾中，即我们建立了一种举国应对的模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防灾减灾资源利用的效率非常高，但效益比较低。

　　但我国防灾减灾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信息不畅通，或者说信息保障能力非常低。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有序交流跟不上，甚至还封闭信息。这就导致汶川地震后，在第一时间，我们拿不到国家权威机构的地震烈度图。

　　但这个时候，我们从网上获得了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他们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两小时、四小时，连续公布地震烈度图。有了这样的资料，再利用我们花了20年时间完成的、涵盖我国近百年内全部自然灾害系统信息的数据库进行分析，我们做出了汶川地震很可能要使五到十万人遇难、至少要准备一百万顶帐篷安置灾民、要转移安置500万人的判断，而后来这些数据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

　　遗憾的是，地震发生两周后，我们还是没有拿到国内正式的地震烈度图，所以我们不得不以当时的这份资料，在四川给回良玉副总理做汇报。这说明，我国防灾减灾的信息共享体系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或者说相关制度的建设还有待完善。

　　中国的广大农村对自然灾害基本没有设防，这对我们的人民没法交代

　　记者：除了信息保障上暴露出的问题，您认为还有哪些环节需要加强？

　　史培军：每次参与过重大自然灾害应急评估工作后，我都深感这项工作有多么重要。

　　现在，我们对发展很重视，为发展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安全建设和发展同等重要，连安全都没有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如果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财富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觉得国家发展到今天，应该下大力气提高我国自然灾害的设防能力。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对自然灾害基本没有设防，这对我们的人民没法交代。所以我曾经强烈的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大灾之后，国家应该下大力气提高自然灾害设防水平。

　　在今年发生的玉树地震中，按照一定的地震设防水平建的生态移民的房子没有倒，但老百姓的房子倒了呀！在一场灾难来袭时，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这说明我们的农村设防水平太低，灾害风险意识太薄弱，也缺少一定的逃生技能训练，这对缩小城乡差别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利。这项工作应该加大再加大，加强再加强！

　　要完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少不了自然灾害风险转移这一环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目前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以金融手段参与巨灾管理，这似乎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畴，为什么会转向这一领域？

　　史培军：首先要知道，在世界各国，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都是很低的，尤其像汶川地震、唐山地震这样的巨灾；但是这些低概率的事件，造成的危害却是巨大的，一些小的岛国甚至会因为一次灾难而彻底毁灭。

　　这样的灾难到底怎么样去防御？政府的减灾资源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十块钱，一人损失一块钱不重要，但一个人一下子损失了十块钱，对他来说就是失去了全部。那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自然灾害风险分摊的机制，平时你凑一块我凑一块，年年凑，凑了100年，有一个地方遭灾了，这些钱正好能够解决灾害应急与恢复重建问题。这就是通过自然灾害风险转移，建立自然灾害保险制度的初衷。

　　在国际上，风险转移是应对生产事故和重大灾难的重要经济学手段，我们国家这方面比较弱，所以我们认为要完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少不了这一环。其实这也是基于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理念，但只是把这个语句逻辑倒置过来，变成聚集八方资源来应对一方的灾难。

　　目前，我们大力倡导国家建立巨灾风险转移机制，农业自然灾害保险试点也初见成效。未来全面铺开，将更大程度地提高防灾减灾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益。

　　科技工作者只要认真地、科学地完成了你的工作，不要怕领导不接受

　　记者：您参与过这么多次的灾害评估和灾后重建规划工作，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史培军：在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作为国家减灾委和科技部汶川地震专家组组长，和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有很多接触，其中有一件事印象很深。

　　那时，我们要评估各个县区的灾情程度，并据此排出一份汶川地震灾害损失县区顺序的名单，来指导灾后重建。我们的名单出来后，第一个是北川，第二个是汶川，第三个就不是青川，直到第五个才是青川。

　　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份名单，觉得顺序不对。那时候人们的印象都是“三川”受灾最严重。但我们还是比较耐心的向领导汇报，说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针对质疑，我们下去再做详细认真的工作，但得出的结果还是与原来一样。由于我们坚持科学评估，中央领导接受了个结果。

　　从这件事上，我觉得作为科技工作者，只要你认真地、科学地完成了你的工作，不要怕领导不接受。在防灾减灾中，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事实上，对于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中央领导还是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所以说，汶川地震灾害评估的结果被中央所采纳，不仅仅是我们这几百号人工作的结果被采纳，而且彰显了中央领导者的科学态度。

　　虽然那场大灾中发生了很多故事，但是这件事让我印象最深，从中我能够感受到，科学有了它最重要的内涵，有了她像生命那样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

　　————— 师 说 —————

　　史培军上学在师范，工作在师范。在从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中，他体会着、总结着、实践着人才培养的科学方式。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这位北京师范大学主抓研究生教育的常务副校长有话要说……

　　选择“穷学生”

　　培养人才是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如果从社会背景来看，我特别爱选择那些比较穷的学生，因为他们最需要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而事实上，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创造未来，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我一直希望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把这句领衔的话写上。

　　教学生最重要的是教他做人，第二是做事，最后是做学问。首先，一个人当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的时候，才真正有学习的动力。第二点是做事，现在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他们自己动手的能力跟不上，那我们就得确实让他学会做事，否则怎么能发挥出创造性？学会了做人、做事，最后才能做学问，因为学问是无止境的。他懂得为什么做学问，懂得怎么做学问，就一定能把学问做好。

　　把师道尊严扫地出门

　　作为老师一定要为学生的成长创造真正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在学术上超过我们。一个教育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胸怀，是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如果是一个学科的带头人，也应该希望有另外的学科带头人能超过自己，这样这个学科才能继续发展，否则你结束了，学科也就结束了。

　　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共鸣。我认为，创新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很大程度是被我们传统文化背后的师道尊严所制约着。至少在教育领域，师道尊严应该彻底的被扫地出门。这样才有可能让师生在平等的环境下学习和发展，给学生以讲话的机会、讲演的机会、甚至批评的机会。

　　高等教育要走向国际化

　　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后重大的转型时期，此时，高等院校，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院校，要认真研究学校建设的战略。师大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上一个100年应该说是有成就的，现在要思考的是，下一个100年我们应该怎么做？

　　人们都说清华、北大包括北师大是出国人员培训部，优秀学生都往国外跑，去斯坦福、去伯克利。而现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世界一流的学生都到中国来，到北大来、到清华来、到师大来。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样，成为国际上创新人才培养的一块高地，那么这所大学就是世界一流的。

　　高等学校要以最大的投入走向国际化。让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国际的舞台上去竞争，并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高等教育管理者最重要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