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张大千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 镜心 设色纸本 戊子(1948年)作 197×69 cm

　　钤印：张爰、大千居士

　　题识：敦煌莫高窟初唐画大士像。橅奉琴斋道兄供养，戊子三月，张大千爰。

　　上款：“琴斋道兄”即为简经纶(1888-1950)，字琴石，号琴斋，别署千石，室名千石楼、万石楼、在山楼等。广东番禺人，任职上海侨务机构，公余工书、能画、精篆。1937年日寇侵华，于冬季赴香港，设袖海堂，又称琴斋书舍，教授艺事，1941年香港沦陷，次年移家澳门课徒。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香港，教学之余举办展览。著有《琴斋壬戌印存》、《琴斋书画印集》二辑、《甲骨集古诗联》、《琴斋印留》初集、《千石斋印识》等行世。

　　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与西域交通的门户。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敦煌成为众多僧侣的聚集之地。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36年)至元代，历代佛教信徒乃至当地官员虔诚地在鸣沙山崖壁上修造千余佛窟，号称“莫高窟千佛洞”，佛窟中墙壁成为宗教绘画艺术的媒体。随着佛教向中原传播和历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中国化，这一历程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反映。敦煌艺术因为特殊气候因素得以保留，至今保存有塑像和壁画的达四百九十二室，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二千四百余身。这些不但是先民集体创造的艺术宝藏，亦是他们奉献心灵的圣地。

　　张大千在1941年前往敦煌学习及临摹佛教壁画，去敦煌之前，他并不知道这里有如此丰宏的壁画，本来预计几个月的就能完成，不想甫一面壁，即将近三载。他对这段经历甚为珍视，坦言：“大千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珍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其什九矣。欲求所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册所不载，往哲所未闻，千堵丹青，遁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乎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万禩，结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矩矱。”

　　莫高窟南区外景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摄

　　张大千在莫高窟住地“上寺”喂养黄鸭

　　大千在敦煌共生活了两年零七个月，每日清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敦煌莫高窟北魏、隋唐壁画的发现，对大千的震撼极为巨大。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人物画水平之超妙，线条概括能力之高强，使他深感必须重新认识传统的艺术成就。当他1943年离开敦煌后，他开展了一套崭新绘画人物的方法，亦因此把自己的人物画推到了极致。谢家孝认为：“张大千的世界中，敦煌是最重要最辉煌的一章，正如敦煌在文艺历史中占着高峰地位，敦煌在张大千个人艺术生命中，也是最结实的一环!”经过在敦煌扎实的艺术洗礼，大千的画作气势更加恢弘，技巧更加娴熟，手法更为多样，艺术上升至一个全新的领域，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陈寅恪撰文评论：“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境界。”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 局部

　　大千此幅巨制，作于敦煌面壁归来五年后，技法上如琢如磨已臻化境，对敦煌艺术的领悟历经沉淀，对佛学的内修外弘深悟于心，画幅右上以带有金石韵味的隶书题：

　　“大士”者，佛教称佛和菩萨，如观音大士。南朝齐周颙《重答张长史》：“夫大士应世，其体无方，或为儒林之宗，或为国师道士，斯经教之成说也。”唐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二：“大士者，《大论》称菩萨为大士，亦曰开士。”亦可特指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是鸠摩罗什的旧译，玄奘新译为观自在，中国每略称为观音。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民间信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导的大慈悲精神，被视为大乘佛教的根本。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 局部

　　北魏时期壁画中的菩萨是头戴宝冠，身上未披挂璎珞，也没有胡须，但非常明显的是男性的特征;到了隋朝、初唐，受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菩萨造型则演变为身披璎珞，着彩带长衫，除了脸上有胡须之外，全身匀称如女相，到中、晚唐经过本土“经变”之后，菩萨已经拥有十足女相，脸上的胡须完全匿迹，站立的姿态也婀娜多姿起来。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 局部

　　本幅大士像开脸丰腴圆润，高髻宝冠，手拈双色莲花，身着僧祇支，腰系锦裙，配饰璎珞臂钏，脚踏多彩莲座，脸部与双手用笔肯定精准，裙摆衣纹圆转流畅，功力非凡。全画立体感、层次感极强，以繁复的装饰和绚烂的色彩凸显大士的高贵和慈悲，更显绘者的恭敬虔诚。大士气度雍容华贵，敷色精丽，宝相庄严，尺幅巨大，是大千敦煌题材中的精罕珍品。

　　张大千所绘不同时代的敦煌观音手相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 局部

　　菩萨的男相脸部特征和佛手的处理，再次印证了大千对初唐时期佛像艺术的精准研究和再现。关于手相的认识，大千如是说：

　　“ 别的我不敢讲，但是我在敦煌临了那许多壁画，我对佛和菩萨的手相，不论他是北魏、隋唐、不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宋代、西夏，我是一见便识，而且可以立即示范，你叫我画一双盛唐的手，我绝不会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来充数，两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 ”

　　是幅大士像作于1948年，同年在南京举办了“敦煌艺术展览”。12月在香港的大型画展中，大千亦选了很多自己得意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入展，引起当时观者的强烈兴趣，使更多人能见识敦煌艺术。大千在1949年出国前，已叮嘱儿子张心智和夫人曾庆容，如他此去不能归来，就将家里所剩的270余幅敦煌壁画作品交给政府。虽然多次有人欲以重金购藏，均未舍得。后来这批画经张心智与曾庆容转交四川省博物馆，亦算是完成了大千的一个心愿。其中四川馆藏的一幅初唐供养菩萨，和本件尺幅和精丽程度不相伯仲，或可说，本件是市场可流通的罕见的馆藏级巨制，不啻为寰宝巨迹。大千敦煌之行及其后于世界各地的展览，使敦煌的宝藏得以被重新认识，不单滋养丰富了大千个人的艺术生命，对加强敦煌文物保存和艺术宣传来说，亦是功不可没。

　　图左：初唐 供养菩萨 设色绢本 189.7×84.9cm 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右：取自敦煌榆林第17 窟菩萨立像 200×64cm。张大千《我与敦煌粉本一套十三件》之一中国嘉德2017 秋季拍卖 Lot273

　　本幅大千自题：橅奉琴斋道兄供养。琴斋即为简经纶(1888-1950)，字琴石，号琴斋，别署千石，室名千石楼、万石楼、在山楼等。简经纶浸淫书法篆刻五十年，枯老古拙，上追秦汉。篆书雄迈古朴，尤精甲骨。擅以甲骨文字入印，用甲骨文集古诗句为联为诗，天衣无缝，驰名上海。简经纶曾叩书艺于康有为，与张大千、易大庵、叶恭绰、吴湖帆、马公愚交往密切。其为画也，年五十方为之，以书法作画，清淡秀逸，充分表现文人画气息。初作枯松，后及竹石山水人物，张大千以“渴笔澹墨，有松圆穆倩两家意”誉之。二人是艺气相投、惺惺相惜的好友。张大千与简经纶多有书信往来，可见信札中，除了举办画展、托售书画等常见内容外，有两通较为重要。一通约在1938年夏季，自上海寄港，当时张大千已自沦陷区北平脱身抵达上海，并进一步计画秘密经香港转返四川，函中托简经纶打探有关事宜;另一通1940年11月自成都寄出，言及在赴敦煌途中，听到二哥张善孖死讯，自利州赶回奔丧，而张善孖寄存在香港友人处的款项，请简氏代催汇川等等。二人情谊足见一斑。

　　简经纶小像

　　简经纶《琴斋书画印合集》

　　1948年三月，简经纶的《琴斋书画印合集》第一辑在香港出版，该集中刊出了简氏国画、书法、篆刻精品百余，其中一部分是与张大千、徐悲鸿、吴湖帆、郑午昌、邓诵先、谢稚柳等人的合作精品，大千闻之此事，高兴非常，特向简琴石致电祝贺，而此幅初唐大士像，恰恰作于戊子三月，堪为二人深情厚谊的又一明证。

　　简经纶为张大千治印 一墨大千

　　是幅《致简经纶初唐大士》，精丽中足见堂皇，以敦煌艺术优美庄严的造型与妍丽生动的色彩，统合东西近千年间绘画的精华，超出时空地域，虽起自宗教，更直入人生，洋溢着生命的律动与对智慧、觉悟、慈悲的追求，是其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的典范，堪为大千所绘敦煌题材中的光辉瑰宝。

　　《致简经纶初唐大士》题识

　　中国嘉德2018 春季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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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嘉德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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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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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德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