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如此旺盛？究其原因，一则源于他们的有钱与有闲。从整体上说，士大夫自然属于有闲阶层。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过着一种优哉游哉的生活。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随之“偷闲”观念在士大夫中逐渐风行起来。二则受到了名士风流之风的影响。在明代士大夫的眼中，“风流”与“胜韵”通常并称，指的是那些风流雅致的日常生活，譬如“善书画”“喜歌曲”之类，进而使业余精神成为名士风流的精髓。至于这种名士风流，显然与六朝士大夫与宋代苏轼一类的士大夫颇有渊源关系。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陈宝良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士大夫擅长书画，甚至不乏成为书画名家，用明朝人沈德符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缙绅余技”，就是士大夫在职业之外的业余技能。就士大夫书法而论，如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吴宽、李应桢、陆师道、王宠、张弼、娄孟坚、陈鲁南、王稚登、周天球之流，无不以善书著称一时，且成为当时人们案头的珍玩。有些士大夫更是书画兼擅，如苏州善于书画的名流文彭、王宠，都是精通画学，显然受到了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传习熏染。就士大夫绘画来说，如刘基精于山水，画风酷似五代宋初画家李成；岳正精于葡萄，画风几与宋末元初画家温日观相近。此外，王直也工于绘事，只是不为后人所知而已。至万历年间，有不少士大夫均工于山水画，如江南无锡人邹迪光，湖广京山人郝敬，北京人米万钟，江南嘉兴人李日华，都是寄尚清远，登高能赋，所作山水画被董其昌评为“不落画工蹊径”。

明代士大夫精通绘事，且逐渐掌握画坛的话语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画画风，进而导致文人画与画工画的对峙。明代的很多文人画家，诸如沈周、文徵明、唐寅、陈道复、金本清等人，他们所作之画，诗与书法无一不佳，形成了独特的文人画风格，避免了画工色相。从题材上说，明代文人画大多以山水为主，因为只有山水才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至于像人物、禽虫、花鸟一类题材，则多出自画工之手，虽极其精妙，但一览易尽。明代的文人画，最讲究士气，譬如画石，就主张不可多皴，多皴就近了画工气，所以提倡劲笔略钩。文人的书画，一般均以平实简淡为极诣。以董其昌的书画为例，其笔讲究性灵，下笔轻率，任意驰骋，随处飘洒。尽管文人画家讲究性灵，却并不一概排斥读书，以为只有多读书，才能胸次澄虚，耳目超旷，骨节俱灵。当然，他们也并不仅仅倡导多读书，而且还重视人的悟性，与一般的画工俗子不同。

在明代，士大夫在业余还雅好收藏，并形成一时风气。在士大夫的收藏品中，除了古董之外，最为流行的收藏就是书画。更有甚者，当时江南的士大夫还专门置有书画船，通过流动的展览，互相比较书画收藏。如董其昌外转之后，沈德符正好告归至苏州。董其昌将他的书画船移至虎丘，与韩古洲各自拿出所携的书画，互角胜负。当时正值盛夏，参与者除了沈德符、董其昌、韩古洲外，尚有董其昌所昵的一位吴姬。四人批阅竟日，成为一时佳话。流风所及，在士大夫家中的厅堂中，开始盛行挂书画作品，挂幅中最流行的是写两句诗，成为一时风雅时尚。在士大夫好书画、古董之风的影响下，普通民众群体中也开始出现了“爱清”“伪雅”两股时风。所谓“爱清”，就是民间百姓家庭，大多喜欢收藏书画及各种玩器，家中置办盆景、花木之类。所谓“伪雅”，就是家家均喜养花种草，先是兰花、菊花，几乎“家置一谱”，次则“君竹而友松”，进而喜欢桃花。

美国学者列文森将明代视为文人业余精神最昌盛的时代，而明代文化也是“最典型的文人业余文化”。至于业余精神，其实就是士大夫基于一定经济基础或稳定生活之上的消闲精神。这种文人业余精神的勃盛，显然得力于社会群体角色的转换，而其倡导者当属董其昌，其画以北苑为宗，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尤其是他的书法，更是无古无今，不名一格，且能卓然成家。历来画家就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自董其昌出，大力提倡南宗，文人画逐渐成为时尚，而画工画的名声则一落千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时代风尚，其结果则造成时人纷纷追求业余爱好，无不以此作为一种时髦，形成一种不务本业的特殊现象。在这一角色转换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始终占据中心的位置。在明代的传播媒介体系乃至大众评价体系中，文人士大夫在专精文艺之余，可以将闲暇时间专注于其他技艺，且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判。

（作者：陈宝良，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0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