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上，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出许多足以成为后世典范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其中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以四大发明而享誉世界。而陶瓷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历来为国际科技和文化史家所称颂，从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我们可以自豪地认为：中国古代的陶瓷艺术品堪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作为一名中国古陶瓷收藏家，我在漫长的三十余年收藏生涯中，通过各种渠道，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总共收藏了一万余件自先秦至民国所生产的各类陶瓷产品。其中一件明代洪武年间的釉里红龙纹大罐经权威专家多方鉴定，证明是中国内地目前所见的孤品，为明代宫廷御用之物，是属于国宝级明代早期极罕见的珍贵瓷器。许多古陶瓷不但器形完整釉色明丽，而且具有独特的装饰纹样，诸多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我对于自己以人生的最重要阶段投入古陶瓷收藏和研究，不但不因此后悔，反而感到通过这样的收藏，其过程本身就非常值得予以总结，成果是显著的，对人生的意义也十分重大。

在收藏古陶瓷的历程中，我深深感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到对于古陶瓷收藏家来说，如果仅仅停留于一般的收藏和研究，那么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古陶瓷的丰富内涵和文化意义。我认为，珍贵的中国古陶瓷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艺术结晶，它的胎、釉、型、纹饰与工艺无不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所以要真正了解和研究中国古陶瓷，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把古陶瓷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离开了中国固有的独具风华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对古陶瓷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此外，从传承和创新的视角来看，同样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否则我们对古陶瓷的传承和创新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然不能很好地传承，那么基于传承的创新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以下我就传统文化与古陶瓷收藏谈两点看法。

一、传统文化对于古陶瓷发展脉络的认知价值

中国的古陶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有7000余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从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江南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史前遗物分析，当时的陶器生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生产的数量不仅很多，而且在器型和纹饰上都有特色，体现出工艺上的不断进步。一部分产品并非属于日用品，而是礼器或高级工艺品，这表明史前时代人们不仅把产品用于满足日常的应用，而且已经能够把产品用于满足部落首领进行祭祀或文化娱乐的需求。这是国家尚未形成的时期，但从这一时期古代陶器的器型装饰纹样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正在流淌，它终将汇合于文明的长河而奔流不息。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器中保留了一部分新石器时代的器型和纹饰，但随着国家的诞生、奴隶制度的确立巩固，古陶瓷在器型和纹饰上体现了当时的鲜明时代特点，那就是对于青铜器型和相关纹饰的大量复制。这一时期，在古人大量的实践基础上成功烧造了白陶产品，而原始的瓷器也产生于这一阶段。从文化的观念来说，这三个时期的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所以神权意识相当严重，事事都要向神请示，商代的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记录，显示出商王对于上帝和祖先神灵的敬畏。陶瓷器虽然不是提供占卜的器物，但重要陶瓷器上的纹饰则几乎完全复制于当时青铜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还有一点，就是商人尚白，所以商代的白陶制品不但极为精美，也是商代王室和贵族阶层崇尚白色的心理反应。周代的陶瓷器中原始青瓷的比例已经增多，说明当时在烧制瓷器工艺上的进步，从而开启了两汉魏晋直至近代2000余年青瓷烧造史的先河。

秦汉以降，直至隋唐，这一时期是青瓷特立独行阶段。青瓷的品种空前繁多，胎釉工艺也在实践中日趋精致。分析为何这一时期青瓷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我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受到条件的限制，相比而言，烧造颜色釉瓷器的工艺更复杂，成本也成倍增加；二是因为两汉至魏晋时期人们崇尚道教，道教尚青淡，这也证明了传统文化对于古陶瓷产业带来的重大影响。唐代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来自西域、日本以及东亚、西亚、南亚甚至罗马帝国的文化都对唐代文化产生了影响。在陶瓷器的演进史上，唐代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唐三彩的烧制成功把我国陶瓷的工艺水平提高到了新阶段，唐三彩雕塑题材中的骆驼、骏马和胡人再现了繁忙的丝绸之路的商旅情景，为我们了解唐代的社会文化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唐代瓷器的主流是邢窑和越窑烧造的产品，所谓“南青北白”正是当时瓷器分布的生动记载。邢窑的“类雪类银”和越窑的“夺得千峰翠色来”，体现了唐人的审美情趣。特别是唐人崇佛的风气相当浓厚，除了晚期的武宗外，其他皇帝几乎都是佛教信徒，而供奉佛教需要珍贵的瓷器，于是精致淡雅的越窑器就成了当时皇室贵族的当然选择。我们从著名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教供器中，可以看到几件越窑瓷器，这些瓷器在出土的清账中写明是秘色瓷器，使我们不但弄清楚了千古之谜秘色瓷的真实釉色，而且也可以知道这一种瓷器在唐人的心目中高贵圣洁，是其他瓷器所无法企及的。

两宋的瓷器产生了划时代的发展，其五大名窑的工艺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高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也反映了宋代主流文化的崇尚。宋代的皇帝中，宋徽宗虽然昏庸无能，导致北宋灭亡，但他在文化上则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特别是书画艺术开创了我国书画史上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他崇尚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因此对于开始时的皇室定窑贡器表示不满，最后“弃定用汝”，因为汝窑的色泽是天青色，与道教青幽静谧的审美观正相符合。所以虽然这是皇帝的爱好导致了“弃定用汝”，但上行下效，皇帝的爱好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审美的风尚，加之宋代由儒教发展出来的理学盛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了折射出当时宋代的文化生态。南宋时期，由于景德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上等瓷土这一条件，加上精致青白瓷的烧制成功，使景德镇逐渐知名海内外，为不久以后成为我国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时期的黑釉茶盏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的饮茶、斗茶风气的产物，茶道在我国自唐朝陆羽倡导以来至宋代已经成为民风民俗的组成部分，而斗茶则是茶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建窑和吉州窑的黑釉茶具因为其色泽易于判别斗茶水平高低而成为专用器具，对茶道的推动和传播域外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王朝，由于蒙古打通了东西方的商业通道，所以元朝与西亚及更远的东欧都有贸易往来，当时阿拉伯商人与元朝的贸易非常频繁，而阿拉伯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我国也有大量信仰该教的回族人，所以蓝色就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色彩，这也使青花瓷在元代得以有了较大发展，自此之后，我国青花瓷一直是瓷器制造的主流品种，历久而弥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元代制瓷的发展除了内需外，最大的动力在于对外贸易的兴盛，在宋代就已经成为瓷器名品的龙泉瓷获得了巨大发展，规模比宋代扩大数倍，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瓷器对外销售的大幅提高，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它使我国固有的以儒学为体系的传统文化接收了更多的域外文化因素，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外延，增进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明代对于中国的陶瓷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最主要的标杆就是景德镇陶都地位的确立和明代御窑厂的设置。明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由于南宋以来大批中原世家大族的南迁，和元代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明代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镇市得以涌现，这也使瓷器市场获得了新的扩大，瓷器交易同步增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无论在工艺水平和内外贸易上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御窑厂的设立，使瓷器的创新得以在雄厚的资金支持下顺利进行，明代永乐的鲜红和甜白、成化的斗彩、弘治的娇黄在我国陶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但明代瓷器的主流是青花瓷，特别是明代后期，大量的富有民间画风的纹饰使青花瓷成为传播民俗民风的媒介，吉语款识的应用和各种祥瑞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陶瓷上影响极为巨大，后世学者通过对这些纹饰的研究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从而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日益扩大，手工业工场开始采用新的用工方式，资本主义进入了萌芽状态。从大量的外贸陶瓷产品上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史实，就是各种纹饰中增加了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如果当时没有外族入侵，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会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面目。

在中国陶瓷史上，清代承明代陶瓷大发展的余绪，凭借御窑厂的雄厚实力，加上皇帝个人对陶瓷的爱好，中国的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浓淡明丽，色阶上呈现出极为丰富的特点，被后世称之为“五彩青花”。这一时期纹饰上的祝愿图案最多，也是人们在大乱之后希望生活稳定美好的企盼。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秋水芦雁、临流吟诵、耕读渔樵等画面也非常多，这反映了一种隐士的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士的理念，也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生活情景。清代前期的著名御窑有郎窑、年窑和唐窑，烧制的瓷器非常精致，可称为中国瓷器高峰时期的代表性窑口，这些御窑不仅很好地传承了明代的陶瓷工艺，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更多更大的成功探索。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是被后世学者称为盛世的历史阶段，在乾隆皇帝亲自过问下，御窑厂不仅以纯熟工艺烧造出了各种色釉和青花瓷器，而且还烧制成功集诸多色釉于一体的大瓶，工艺之难叹为观止。自康熙至乾隆时期，许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于是耶稣、圣母、天父等人像开始在陶瓷上出现，值得注意是，当时皇帝御用的器物中也专门烧造了这类产品，这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没有的现象。但尽管外来的文化在不断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藩篱，清代的文化生态仍然非常保守，显示出中国文化中惰性的一面。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当时人所谓的“恒古未有”的巨大变迁，封建皇朝走到了历史的最后一站，但在陶瓷的制品上我们看不到反映鲜明时代特征的纹饰。当然从陶瓷史的角度来说，清末的陶瓷有着自己的特色，在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低潮之后，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陶瓷生产又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此阶段仕女画占据了陶瓷纹饰的主流，这既是一时审美风尚，也是新兴的商业化生产的结果。

纵观中国的陶瓷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始终对陶瓷的纹饰和色彩影响巨大。从陶瓷纹饰来说，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有新的特点出现，我们可以据以鉴定陶瓷的年代，但是其主体纹饰数百年来都不曾有根本的改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对保守的特点，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一种选择性融会，而且排斥的动力非常大，以致于中国社会虽然在明末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终于又在原地徘徊了200年，直到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攻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时间最长，内涵最为丰富，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前尤其要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构建新的历史时期核心价值观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撑，更好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

二、古陶瓷收藏和研究必须以国学为基础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和国学是不可分割的，有时传统文化就是指国学，是国学的同义语。但严格地分析，传统文化的外延要远大于国学，而国学则是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从古陶瓷收藏和研究来看，因为古陶瓷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某一时期的人文和科技状况，所以必须以国学为基础，这样才能更好地更有深度地了解古陶瓷，从而提升古陶瓷收藏和研究水平。

谈到国学，我们就想到以孔子作为创始人的儒家学说，因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印记。古代中国孔庙遍布各地，四书五经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选拔的官员都是以能够熟读儒家经典为标准，民风民俗中儒家的理念无所不在，可以说儒家学说影响了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是国学的核心理论。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也非常广泛，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大多与佛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从总体上来归结，国学就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体系，其中哲学、史学和文学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在古陶瓷收藏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专门研究各种纹饰，发现尽管纹饰繁简不一，类型不同，但其反映的理念都与儒佛道有关。比如龙的画面，根据爪的区别，有三爪、四爪和五爪三种类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原来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巩固和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作为帝王化身的龙自然要受到特别的待遇，但龙又是一种与自然界的风云雷电相关的传说中的神兽，在民间绘画中经常会描绘有龙的场景，一概禁止当然不妥，所以就必须对其从形象上予以限制，于是由官方作出规定：凡是民间画龙只能画成三爪，亲王等使用的瓷器可以画四爪，而只有皇帝的御用品才可以画五爪龙。这样的龙纹表明了皇权的独尊地位，是儒家学说的反映。又如在明代嘉靖年间的瓷器上，有不少画的是仙鹤祥云和八卦。经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了解到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的史实，为了过所谓清虚玄寂的生活，他数十年不上朝与群臣见面，而把执政的权柄交到一代奸臣严嵩手上，明王朝由此进入了衰落的阶段。因为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所以这一时期反映道教理念的仙鹤八卦图在瓷器上也比前朝大量增多。再如清代顺治年间瓷器出现的降龙罗汉图，描绘了罗汉降伏飞龙的画面，宣传了佛法的广大和愿力。一些反映民俗民风的画面隐现出儒佛道的身影，如明代后期瓷器上较多出现的四书五经图，其中就有魁星的形象，民间有魁星点状元的传说，只要魁星手中的笔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会名列三甲踏上仕途。这是儒道结合的理念。又如明清时期瓷器上大量出现的高士图，从儒家的学说来分析，这反映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从佛道方面来看，则又表现了超尘脱俗和崇尚自然的思想。明清瓷器上还常有“状元及第”“高官厚禄”等画面，这体现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从儒家学说来诠释，是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心态，也是文人学子应该齐家平天下的正道。另外有一些瓷画虽然同样反映了儒家思想，但显示了儒学中对待人生消极的一面，如周敦颐爱莲图，画了一个隐士模样的文人欣赏莲花的情景，这是用画笔来诠释宋代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周敦颐既是文学家，又是理学家，他用莲花的洁白来比喻自己情操的高尚，表示不愿与污浊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所以我认为，无论古陶瓷的纹饰上有什么异同，但总的来说都是反映儒释道的学说和理念，真正游离于国学核心的只是极少数。

古陶瓷纹饰图案反映的内容固然与国学有关，其器型也如此。试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一是清代出现的一种一统瓶，其形制是上下粗细一致，寓意是天下一统，显然此瓶的形制反映的是儒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思想。此外中国瓷器中典型品种之一的梅瓶，自宋代创烧以来一直盛行于后世，其蕴含的意象应该是国学中表示人生高尚境界的“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所以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一是始见于元代知名于明代永宣年间的僧帽壶，壶盖采用了僧人帽子的造型，显得别具一格，虽是受外来影响的器物，但也与中国本土的佛教相关连，所以受到陶瓷界的采纳。同样反映佛教题材的瓷器还有观音尊，这种侈口丰肩的器形因为与观音菩萨手中所持瓶式相似而得名，清代对佛教极为崇奉，并以之为国教，所以这种瓶创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并盛行不衰，人们甚至把它作为观音的化身予以供奉。还有一种由南宋时期龙泉窑创制的葫芦瓶，总的型制就是模仿葫芦的形像，有的还大书“大吉”二字底款，这种瓶应该是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或是直接为道教人士烧制。其实早在西汉时就有一种名为“博山炉”的陶上釉器型，据考证，这种炉仿制于青铜制成的熏炉，炉盖高耸，象征海上蓬莱三山。汉代虽然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但实际上道家的影响遍及天下，道家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汉代的皇族官僚及臣民。此炉一般都出土于皇室及贵族墓中，也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对于汉代广泛崇奉道教的记载。

毫无疑义，古陶瓷收藏需要国学作为根基，缺乏国学的基本知识，那么所谓的古陶瓷收藏只是玩物而已，并不能真正了解古陶瓷中反映出来的大量文史信息，也就失去了收藏古陶瓷的意义和价值。但对于国学的学习来说也需要采取渐进的方式。因为国学包含的内容极为宏博精深，所以一般来说作为收藏家只能学习其中的某一部分，我认为主要是学习儒家的重要典籍，如科举时代文士必读的四书五经等，虽然不一定学得很深很精，但必须真正掌握基本的知识。其他如佛教和道教的典籍也要选择性学习一部分，特别是对于佛教和道教的历史要重点学习，这样在研究古陶瓷的纹饰和器型时就可以了然于心。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史学，史学包罗的内容非常繁多，我们既然要收藏古陶瓷并加以研究，那么至少应该比较多地了解中国古代史。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可以选择通史类著作，如《史记》和《资治通鉴》等，也可以学习宋元明清的断代史，因为中国的陶瓷在这几个朝代中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最后，还要重视民俗史的学习，因为中国的民俗民风反映在古陶瓷纹饰上的内容最为丰富，一些古陶瓷虽然已经损坏，但其中的画面可能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风情、时尚和理念，所以尽管它已经残缺，更多的甚至只剩下残片，但因为具有史料佐证价值仍然受到收藏家的重视。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的巨大压力，各方面的推进都有待于政策的扶持和法治的加强，古陶瓷收藏看起来同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直接关系，但稍有市场目光的人士已经做过细致的调研，认为虽然包括古陶瓷在内的艺术品市场并不处于火爆阶段，然而总的说来人们对于高端藏品的需求仍然是供不应求，近年来国际重要拍卖会都创新了拍卖纪录，有力证明了古代高端艺术品的稀缺性和潜在市场价值。我注意到今年的春拍中，原来一直不被看好的有破损的器物也拍出了高价，这也预示今后的拍卖中，如果有重大工艺和历史价值的器物即使已经受损，仍然能够得到有眼力的收藏家的追捧。收藏与市场是紧密相关的，没有收藏就没有市场，而没有市场则收藏就无从着手。所以作为收藏家，必须要具备宏观的市场目光，对于自身藏品要认真进行基于国学的深入研究，善于从藏品中揭示新的文史信息，从而使收藏的过程成为真正的文物欣赏和文史研究的过程，不断提高收藏的品位和水平，并进而推动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并有针对性提出三点原则，其中第一点就强调：“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业、面向未来。”这里，习总书记把中华优秀文化作为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融通的三大资源之一，显示了党中央对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度重视。显然，这里提到的中华优秀文化应该包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国学，在正在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学作为融通的对象，无疑将使中华文明的精髓继续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发扬光大。我深信，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古陶瓷收藏，在艺术品市场不断完善和收藏家对藏品进行基于国学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融汇到宏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中，作为盛世收藏弄潮儿的中国收藏家也将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用自己的藏品为中华文化的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