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与一些审读教材的工作，发现有一种德育政治教材出现了《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在定位教材借用这个故事所欲表达的文化理念时，编写者说的居然是：平等。

平等的理念自然很好，但借助“三顾茅庐”来表达却是南辕北辙。我把话说白一点，一个野心不小却羽翼未丰濒临绝境的军阀，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不辞辛苦地去请一位据说有回天之能的谋士来帮自己的忙，结果还真帮上了，这关“平等”什么事？其实，问题出在政治教材，根源却在语文课程。长期以来，“三顾茅庐”在语文课程里都被解为求才佳话，其实就是很深的误读，如今再跟“平等”联系起来是把这种误会进一步加深了。

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准则，事实和逻辑在古典名著的解读中应该得到双重的尊重。把“三顾茅庐”解作尊重人才的范本，并以之诠释“平等”的理念，既未尊重文本的事实，也不符合思维的逻辑。回到《三国演义》的故事文本，且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七之“刘玄德败走荆州”，当时刘备被曹操击败，狼狈逃脱，已不足一千人马，在汉江边得土人献酒，与部下聚饮。

玄德酒酣，乃发怒曰：“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诚恐有误诸公，何不弃备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贵乎？”众皆掩面而哭。

“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是刘备对自己目前状况的真实描述，对身边还跟随不弃的人，当然是刘备应该感恩。随后刘备投靠“宗亲”荆州刘表，借以栖身，苟且度日，髀肉复生，常常潸然下泪，却不小心得罪刘表的蔡氏夫人，更不小心与刘表交谈中暴露野心，若非深夜不辞而逃，已被暗算。随后刘表手下又设襄阳宴会，诱使刘备入彀，若非伊籍提醒，借口更衣，及时逃脱，并得的卢马飞跃檀溪，才侥幸活命。可见刘备身边此时虽已有关张赵云几个武夫，却局面未开，艰难竭蹶，动处险境。之后偶遇高人徐庶，得其相助，局面顿有改观，使刘备深味了谋士的重要性。三国之争，关键是人才之争，曹操扣押徐母，其谋臣又仿徐母笔迹伪造书信，终使孝子徐庶投奔曹营。刘备不得已送别徐庶，望其背影，放声大哭。所哭为何？刘备有言：“先生此去，刘备亦欲远遁而避世也。”就是说，身边没了真正中用的人才，只好放弃自己的野心躲远点图个活命算了。

这就是“三顾”之前刘备的状态。读《三国演义》，人们常鄙视吕布“三姓家奴”，其实刘备苟且投靠的，何止三姓？徐庶一走，刘备又将重陷绝境，徐庶目睹其愁容，颇不忍心，遂告知他诸葛亮的存在，而且说这是一个非自己可比的大人才，“乃当世大贤也”，“若得此人，可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有经纶济世之才，补完天地之手”，“若此人肯相辅佐，何虑天下不定乎！” 但“此人不可屈致”，也就是不能像鲁莽的张飞所言：“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唤来便了。”更不能“我只用一条麻绳就缚将来”（也是张飞的主意）。在你死我活的军阀混战之中，刘备哪里摆得起“皇叔”的大架子，“汉室苗裔”，不过是这位逐鹿者可以挥舞的一面破旗而已，生死存亡之际，还敢有什么屈尊枉驾的念头。由此推论，“三顾茅庐”不但跟现代文明重要政治概念之一的“平等”扯不上关系，连礼贤下士都算不上。须知礼贤下士是要有资本的，刘备此时却是身临绝境，有求于人。读者常以“三顾茅庐”与“桓公知士”的故事相提并论，其实相差甚远，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五往乃见小臣稷时已是“万乘之主”，他的访贤任能是锦上添花，而刘备现在却是雪中求炭。这一点，刘备自己是十分明白的：“齐桓公乃诸侯也，欲见野人而犹五返方得一面。何况于吾，欲见孔明大贤耶？”

可见诸葛亮能否出山相助，刘备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而诸葛亮却处于进退自如的状态，用一句京剧唱词来形容：“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隐居山野，潇洒自由，按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哲学，这是一种颇有诗意的栖居，足以自得其乐。所以徐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之后，也没有把握请不请得出来，因而要不辞远路亲往隆中相告，以免刘备唐突登门。而徐庶的推荐果然被当场拒绝，诸葛亮的反应甚至十分激烈，竟至于当面怒斥老友，“作色而言：‘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拂袖而入。庶乃满面羞惭，不辞而退。”

徐庶走后，诸葛亮也真没有把刘备将要登门来请当回事，竟自潇洒出游去了，导致刘备一顾再顾皆不遇。其实深究起来，在知道有人将来聘请的情况下，诸葛亮的出游等同躲避与拒绝，而这种态度却成为了刘备的机会。因为由怒斥徐庶的情节可以推想，如果一顾即遇，没有任何情感的铺垫，有可能刘备已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唯一可以依赖的只能是他的“诚意”，因而一顾即遇，反非所望，刘备是把诸葛亮的躲避当成机会来利用的。什么机会？感情投资的机会。以此来看，二顾茅庐遭遇的风雪则简直可以说是老天爷的恩赐了，“吾正欲教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顾之勤，风雪之苦，以及三顾时立于阶下静候大白天睡懒觉的诸葛亮迟迟不肯醒来，其功效都是帮助刘备把“殷勤之意”表达得更加透彻，更加使人难以拒绝。

刘备跑了三趟路，吃了些风雪寒冷之苦，还受到了立候长待有如侍寝的自找的“轻慢”，但获得的酬劳却是丰厚无比的，诸葛亮回报刘备的是西蜀一座锦绣江山，和自己一条命一生的辛劳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实际上是一次有史以来最不等值的交换，其中哪里读得出来“平等”的元素？

其实德育教材对“三顾茅庐”的误读，源于我们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师的误读。以“三顾茅庐”的材料来阐释“平等”的现代理念，是把语文课以刘备为求贤若渴的明主、尊重人才的典范这种普遍的解读，做了进一步的拔高，竟一下子拔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平。

为了印证我的印象，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语文教师们是如何进行《三顾茅庐》课文教学设计的，结果如我所料，几个比较受欢迎的教学设计思路都是如此。其误读之深，主要是建立在下面几个基本观念上。

首先是对三国时代的基本性质的糊涂判断，并由此导致对三国时代历史人物和《三国演义》小说的糊涂认知。

有一个教学设计是这样把学生引入课文的。

“同学们，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叫做三国，那可是一个战火纷飞、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时代。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是——（生齐说）：《三国演义》。

这恐怕是我们语文课堂解读《三国演义》的常态，其中的误读是很深重的。三国时代可以称“伟大的时代“吗？军阀混战可以称“英雄辈出”吗？“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基本判断符合事实与逻辑吗？

其实，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惨痛的社会悲剧，天下大乱，国家分裂，群雄逐鹿，军阀割据，战乱中，生灵涂炭，一时中国大地尸横遍野，血流漂杵。钱穆曾在《国史大纲》中总结，三国时代，旧政权没落，新政权黑暗，思想界无出路，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遭到毁灭性灾难，战乱导致人口巨大损失。据其书所附“三国季年户口数”，三国末年，蜀亡时仅剩28万户，人口94万，其中带甲将士10.2万，占蜀人口九分之一；吴亡时，仅剩53万户，人口230万，其中兵士23万，占吴人口十分之一，官吏2.3万，后宫0.5万；魏灭蜀时，户66.3万，人口443.2881万；三国合计还剩147.3423万户，人口767.2881万人。钱穆说：“就全史而言，户口莫少于是时。（大体当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之数。既备载后宫、将士、吏诸项，其数大约可靠。）三国晚季如此，其大乱方炽时可想。”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十九章）公元263年蜀首先灭亡，次年魏亡，司马炎随即称帝改晋，公元280年吴被灭，战乱终于结束，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而回顾三国鼎足相争之前，公元156年也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达5000万。百年互相残杀，竟只剩三分之一弱的人口，减少了3400万。可知曹操《蒿里行》诗所描写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写实而非夸张。这样悲惨的时代怎能称“伟大的时代”？这些把个人功名事业建筑在白骨堆上的军阀怎能称“英雄”？他们都是屠戮当时中国人口的历史罪人！

其次是对刘备与诸葛亮形象的文化品性和历史定位问题。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推而广之，历史上各路霸主争夺天下的战争皆非义战，其结果都是把人民拖入灾难。那么三国有“义战”吗？纵观十七路诸侯的混战和三国鼎足相争的历史，每一方都想粉饰自己，每一方都想举起义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倒至死没有称帝；刘备打出“皇叔”旗号，称是苗裔正统，自己却早早登了宝座；东吴占据江东，骂一声曹操国贼似乎就成了正义之师。其实曹、刘、孙都是野心家，目的都是逐鹿中国，最好的梦想是天下归己，江山改姓，至少也混个割据称雄，霸占一方。他们之间有能力手段方法的差异，但在为自己打江山这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可是《三国演义》却在由话本、戏曲到长篇白话小说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专门讨论，简单点说，宋元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作用下的大众文化传播环境，使这种倾向在民间文艺和市民心态的交互影响中形成，而明清时代君主专制制度强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则需要塑造刘备诸葛亮明君贤相的组合偶像，来奴役民众的精神世界，以文化的神秘力量巩固君主专制制度。诸葛亮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由一个并无崇高历史地位的历史人物，演变为一个通俗小说中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文学形象，更进一步改造提升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化偶像，这应该就是全中国但凡诸葛亮脚尖沾过的地方都有武侯祠之类纪念建筑的实质原因。南阳武侯祠庄严隆重，对一位不过只是据说曾在此隐居的外乡人顶礼膜拜，却一任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这两位伟大的南阳老乡荒坟乱草，厚此薄彼，吃里扒外，岂不有愧乡情，也只能在这里找到根由。

诸葛亮从真实人物走进文艺创作，再从说书场、戏曲舞台以及小说文本中走了出来，站在了神坛上，也开始了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和阻碍中国文化演进的漫长路程。历代君王捧刘备是虚情假意的不得不为，捧诸葛亮才是真心实意的不遗余力，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的榜样，一个智慧和道德都到达最高境界的文化楷模。这尊文化偶像的实质性内涵是对自己所侍奉的君主的绝对忠诚。这是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君主都需要的。

专制文化的特殊需求与强力打造，加上善良的中国民众的误解，形成一股合力，也许首先只是要打造诸葛亮这尊文化偶像，顺带也只好将同为乱世军阀的刘备与曹操、董卓等人强行区别，使他成为了一个正面形象。于是刘备的野心奋斗，就被美化为统一祖国的大业，他的三顾茅庐，也就成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的求才佳话，诸葛亮的出山也就可以解释为辅助明君救民水火的善举了。请看一位语文教师的教学设计，他准备这样做，学生发言之后，

教师补充：刘备当时是个皇叔，而诸葛亮这时还只是个书生。他们的地位悬殊很大。可刘备并不觉得自己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看来，刘备真的想请诸葛亮出山，辅助自己，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

这段话里包含多少误读？这位教师读过《三国演义》全书吗？结合前面针对刘备处境所做的分析，刘备的“皇叔”在这里能不能派这个用场？他是不是“高高在上”？而且，他真的是在为了“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诸葛亮提交的方案是“统一祖国的大业”吗？细读《隆中对》，倒好像只是一个可以把天下切成三块刘皇叔可以得一块的分裂的方案啊。从这位语文教师的观点里，似乎已经可见“平等”的端倪了。其实在这个故事里说“平等”，恰恰却是等级文化渗透骨髓的表现，因为脱离具体的语境，在解读者心里，刘备是个皇帝，皇帝而对草野村夫有三顾之勤，这是违背等级制度文化规范的行为，臣下自然应该感激涕零了。皇帝与臣下的这种“平等”，离现代文明还差十万八千里，以之来启悟当今学子理解“平等”，岂非南辕北辙？

“平等”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政治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法律上一视同仁，经济上权利相同，人格上高贵同等，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享有一样的政治权利。这种政治理念渗透到生活当中，就变成一种人际关系的态度和准则，把对方当成与自己完全一样的人来尊重和相处，人格平等，没有特权，没有高人一等的人，也没有低人一等的人。这些话说起来就那么几句，但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生活里却很晚才被认识，而其实现还有不短的路程。说千百年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体现了这种政治理念，岂非痴人说梦乎？

文化的进步常常是在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的文学研究和语文教学长期误读“三顾茅庐”，导致德育政治教学更深地误读，是该从文化根源上系统清理一下了。（原载《语文建设》2015年第六期）

注：本文所引故事情节和原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