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正在北上港巡演的莎士比亚历史剧系列“王与国”，引发了一阵评戏说史的文化热潮。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实际上应该称为“编年史剧”，是他以当时最正典的一部编年史为基础，加上编剧需要改编而成。他前后共创作有十余部历史剧，其中八部因剧情中历史演变的连续性而被归为两个四部曲，此次来巡演的，是其最成熟的第二个四部曲中的后三本（《亨利四世》上下篇及《亨利五世》，前一本是《理查二世》）。莎士比亚时代，一方面国运因文艺复兴而昌盛，特别是1588年战胜海上强敌西班牙，英国开始了独掌海洋霸权的历程，但同时，女王伊丽莎白无后，王位继承屡现危机，王国的稳定与和平势若危卵，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历史剧应运而热，尤以莎士比亚的贡献为重。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忧国忧民，尽渗透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

很容易把“拥护王权”、“爱国主义”这样的光环罩到莎士比亚历史剧上。亨利四世与哈尔王子（后来的亨利五世）面对叛军发出王权不容置疑、王位不容挑战的豪言，坚定地维护着王室的尊严与权威；莎士比亚早期还可能写过一出《爱德华三世》，也颂扬英格兰国王之丰功伟业，但该戏影响远不如《亨利五世》，在后者中，亨利五世御驾亲征，以寡敌众，横扫法国，还追到了待字闺中的法国公主，使这出戏几乎成为鼓舞爱国热情或庆祝国家凯旋的首选。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那么浅薄，他在戏中提出了许多相当严肃的话题，即使在今天，仍有深远的意义，而他在戏中创造的福斯塔夫这个奇妙角色，打通了正史野史，连接了朝廷贵族与社会底层，正因为如此，他的历史剧，其内容超越了英国历史，其意义更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亨利四世的王位是他背信弃义从理查二世手里篡夺而来，但是他成功登基后却又背信弃义，拒绝为当时听信他并支持他的贵族封赏，所以才有了《亨利四世》里的“反叛”。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国之君以非法手段获取王位，为臣者奋起反对，虽可能有合乎道义的借口，但是否合乎法律？国君错待于臣，为臣是否有权行逆君叛国之举？别指望莎士比亚会告诉你该怎么挑边。聪明如他，只用一段段台词将问题和盘托给环球剧院里从贵族到平民的千百观众，也给了迄今还在读他的剧本、听他的台词的所有人。

然而，即使写国王，莎士比亚也写尽了他们既为君主又是常人的鲜活两面。亨利四世在朝廷及与叛军决战的阵上尽显威严，亨利五世更是在以寡敌众的阿金库战役前夜微服探营，在战阵上一马当先，以一场完胜完成了从浪子到明君的转型。但一换场景，他们就成了父亲，儿子，战友，同伙，其情怀举止与常人相差无几。特别有意思的是亨利四世对自己那个成天混迹于酒肆青楼、甚至还掺和着做剪径强盗营生的宝贝儿子哈尔王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每每要拿来与叛军首领那颇有出息的儿子霍茨波做比较，“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和现在许多老说邻居家同事家孩子比自家强的家长比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两样。他甚至怀疑，是否上天因他篡位之罪，有意换走了襁褓中的婴儿，用这么个窝囊废来惩罚他。关键时刻，哈尔出于好奇，试戴了昏睡父亲放在床头的那顶王冠，父子间的矛盾由此发展到顶峰。亨利四世悲愤交加，怒斥儿子迫不及待要夺王位，从而再次铸下篡位大过。好在，儿子在战场上用行动打消了父亲的所有疑虑，也为自己日后成为一代明君做好了铺垫。

《亨利四世》中那个“最可爱的流氓”、“白胡子红脸膛撒旦”福斯塔夫可谓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人物创造之一，他肥胖臃肿却绝对行动灵活，他厚颜无耻却依然机智幽默，他粗鄙亵渎却偶尔庄严，他干了那么多下三烂的事，却还是得到最多的观众点赞。有人问，没有了福斯塔夫，谁还会去看《亨利四世》？此问完全有理。不过，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若没有了宫廷的庄严，没有了战争的严峻，没有了身在酒肆志在朝的哈尔王子，福斯塔夫恐怕就沦为当今充斥银屏的那种低俗闹剧的丑角，除了赚几阵廉价的笑，没有任何意义。但《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不仅串联起朝廷贵族与社会底层，还不断发出与贵族社会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声音，其所作所为，处处颠覆着朝廷与权贵的价值观与道德体系。他通过王子而上下逢源，上可通达于国王朝廷，犯了事有王子挡着，想弄点钱花，随便一说就来个征兵带兵的差事，而他左右那帮小偷强盗醉汉嫖客，至少也和王子混了个脸熟，而那形似浪荡的王子，也混迹于这帮社会渣滓之中乐此不疲。历史剧曾几何时有这样的写法？朝廷权贵与社会底层何时有如此水乳交融又强烈对照的描写与呈现？莎士比亚通过福斯塔夫做到了。

细心的观众、认真的读者，一定不会忘了《亨利四世》上篇结尾时福斯塔夫的那段名言：“荣誉是什么？一个词。荣誉那个词是什么？那荣誉又是什么？不过是一口空气。说得合情合理！谁有了荣誉？礼拜三死掉的那位。他感觉荣誉了吗？没有。他拥有荣誉了吗？没有。那荣誉是感觉不到的东西？是啊，死人感觉不到。但活人能享受荣誉吗？不能。为什么？定会遭人诽谤。所以我才不要什么荣誉呐。荣誉是死人的装饰。”可笑过之后，把一些愤世嫉俗的意思放到一边，我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段话是对朝廷及其倡导的骑士精神的最大蔑视与挑战吗？他靠征兵搜刮应征者的钱财，他领着那帮乌合之众加入国王的大军，他在战场上一见敌人就倒下装死，还用了惯常的如簧巧舌为自己辩护，他的所有言行，不啻在将朝廷大厦的基石一块块地松动搬走。因此，在《亨利四世》上篇几乎与哈尔王子、亨利四世三分剧场独霸舞台的福斯塔夫，下篇开始时已戏份大减，沦为昂首走向王座的哈尔王子的麻烦和污点，一旦王子登基成为亨利五世，一句无情的“那家伙是谁”就把他打入深渊。等到了《亨利五世》，他甚至连一个上台露面的角色都不是了，所有的晚景凄凉都只能通过快嘴桂嫂来“转达”。虽然这样的桥段引来历代观众与评论对国王无情的义愤，但平心想想，也实属必然：换作你自己龙庭高坐，还愿意有这么一个烂胖子醉鬼坏老头缠在你身边吗？不怕他把你过去那些丑事全抖搂出来？

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历史永远是为当下、为未来的历史，只不过，像莎士比亚这样正史与野史交融、维护与颠覆互现的历史，恐怕为数不多，而剧作家本人到底站在哪一边？那是留给过去四百年和将来无数年的人们去寻找，去争论的话题。供图/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