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阎连科、李洱、梁鸿……河南作家正在以集团军似的力量在文坛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与此同时，“丑陋”的河南人现象却成为了当代中国话语空间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它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 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也成为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时命运的缩影。

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河南在历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沦为了长期的“外省”和“他者”，并陷于一直试图接近中心却又不被接纳的错位与尴尬之中。

在媒体制造的“河南人”现象背后，中原文化的真实究竟为何？文学豫军如何实现“中原突破”？以下内容节选自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这些问题由她来回答，也算是恰如其分。

“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

“河南人”的类型存在——中原文化的尴尬——民间文化性格——河南政治性格——媒体制造与文化导向——当代精神的深层矛盾

正在河南作家以集团军似的力量在文坛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就在民间文化团体、文学团体以独立、现代的姿态活跃在河南文化界时，“河南人”现象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话语空间中，并且，和河南作家在文坛上的正面形象相反，“河南人”是以负面形象登上新世纪的中国舞台的。在这一节中，我想着重分析“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河南”这一外省文化空间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带来的启示意义。这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的论题——外省文化空间的生成——也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分析：当外省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种种类型时，它被怎样地叙说、建构，反过来，它又以自己怎样的固有形象渗透进去，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形态。另外，从中还可以看到同属于“外省”，南方和北方外省之间在当代文化含义和文化地位的不同。

从2000年或者更早时候开始，“河南人”这一几乎怪异的称呼在中国的报刊、媒介开始频繁出现，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成百上千，在饭桌、网站、电视上以病毒的繁殖的速度增生、传播着；对“河南人”歧视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干脆打上广告：“河南人除外”；河南的恶性事件几乎层出不穷，诈骗案、洛阳大火、郑百文事件、艾滋病村、原阳毒米等；紧接着，《解读中原》《河南人惹谁了》[1]再一次把“河南人”问题推向高潮；河南政府提出“重塑河南形象”，走过家乡的道路，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口号；河南作家们被不断地采访，如周大新、刘震云，不得不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时至今日，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当你回到生活中时，却会发现，“河南人”已经内化于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戏谑，但却充满侮辱性的称呼和比喻。

以地域名称来总结一方人的性格并不奇怪，像“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等称呼古已有之，这些名词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义，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名词，而代表着一种性格类型、生存方式和某种评判，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河南人”突然成为一个完全负性的词语出现在20世纪末的文化空间，并且被无限放大的时候，许多问题和意义就被显现了出来。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你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河南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称谓（它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含义）？它是如何被叙说、建构、制造出来的？它所具有的民间文化性格和政治性格与时代文化精神有哪些冲突？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怎样的遭遇与处境？这一遭遇与处境背后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它形成了什么样的新的文化空间形态，这一新的文化空间对外省作家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并不准备就“河南人”现象做一般意义的探究，如公众的盲从、中国民工潮的涌动、以少数河南人的恶劣行为来代替全部河南人的形象、城乡之间日渐增大的差距与对立，等等。本文想要做的是，抛开这些外在的因素，从河南在当代的文化位置以及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河南人”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文化背景，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危机。

中原文化在当代文化中的尴尬位置。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守望中原》的散文，他在文中这样谈及河南的文化地位问题：

……多年前在北京一次聚会，外地作家就问过我们河南作家这个问题，你们说说你们河南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乔典运在场，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竟久久答不上话来。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己身为河南人，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河南人的特点和性格是什么？

人家追着问，你们就说说啥叫河南人？

这时候乔典运开口了，他说话有一点结巴，但是并不妨碍他出语惊人，他说这、这么说吧，一句话，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

人们轰一下笑了。

马上就静下来。

人们在这种话语的停顿之中默认了。[2]

“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这句话并不能显示河南人的优越，在今天提起的时候甚至隐含着某种虚空和无力的自夸，但它却形象地指出了河南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文化性格所具有的原型特点。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统治是中原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农业文明、家国同构、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适宜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整个封建时代，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无论它们之间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的差别有多大，北方始终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优势。但是，从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转型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被审视和受质疑的地位，河南，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更表现出保守和复古的趋向。在北京、上海和南方诸省已经接受各种西方文明，到处都是声光电化的时候，北方却仍然处在封闭、保守的农耕文化之中。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由于政府政策的大力倾斜，两者的冲突更加明显，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不断扩大，南方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进而演化为一种地域优势、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20世纪90年代深圳特区狂飙式的发展使中国人对“南方”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南方”成为神话，意味着金钱、自由、开放、机会、文明等，北方以一种低姿态奔向南方，在南方明丽的天空下，在新的思维、新的制度面前，北方显得落后、畏缩、贫穷，北方的传统是那么腐朽、可笑甚至可恶，错位和冲突时时出现。

当在和一位学者谈到“河南人”现象这一问题时，他说：“这是把一个真问题说成了假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问题。”这并不是一位学者的看法。“河南人”问题并不仅仅是“河南人怎么了”或“河南人身上有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其实它更是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南方沿海和北方内陆在经济转型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冲突结果，是传统文明在遭遇现代文明时尴尬处境的外现，是优势文化对劣势文化的一种态度的外现，是十几年官方政治、经济政策不断倾斜的后果，是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习惯行为和合作方式与现代管理要求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里面所蕴含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一名词本身的指涉。

由于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原型性特点，河南的许多性格可以说是中国农业文明下民族性格的缩影。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中谈到河南乡村的“合股、合伙制”时，讲了一个实例：河南内黄某村的一个小伙子，在外地打工，后被村支书叫回来，小伙子说，如果是独资的，他就回去；如果是合资的，他宁可在广州打工。这家村办企业正是合资的。但经不住支书（也就是厂长）反复催促和许诺，回来做推销员。小伙子告诉曹锦清，他回来不到一年，可是据他的推测，这个村办企业顶多再能维持一年，最后肯定因内讧而垮台。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合是快、散得也快”却成为这类企业的普遍特征。原因何在？！是这类企业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吗？是中国小农习惯行为方式中固有的弱点吗？平等协商，自觉服从共同制定的章程（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这是任何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得以正常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有其客观的经济需要；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养成的习惯交往方式无法生长出这一前提条件，相反他们将小农习惯交往方式带进股份合作企业内部，从而导致此类合作组织难以持久。[3]

这并不只是在河南乡村才发生的事情，类似的事件还有曾经轰动全国的郑州商战。亚细亚商场，曾经是河南走向现代、走向科学管理体制的标志，它所引起的滚滚商战，在中国经济界曾引起巨大的震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亚细亚商场遍布全国重要城市，成为中原和先进观念、先进文明接轨的重要象征。但是，神话很快就破灭了，最终仍然败在缺乏科学的管理和正确的估价上，几十家连锁大商场陆续倒闭。而其后不久，“红高粱”烩面又重蹈覆辙，让人无法理解。但仔细思考，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汲取经验教训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观念的问题。深陷其中的经营者，往往被一个虚幻的辉煌假象所诱惑，面对具体的经营问题，却缺乏现代知识的支撑，急功近利，贪大求洋。

其实，这正是河南人，或者说中原文化、中国传统文明在面对日益科学化、秩序化的现代世界时所遭遇的最大困惑，这不仅是道德观念上的冲突，而是法律意识、现代意识的一种缺失。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只是浅层观念层面的冲突，因为农村或者说最广大的中国还没有真正改变，到90年代之后，这种观念层面的冲突已经涉及行为层面，传统观念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被证实它的落后性。如合伙经营，每个人都认为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便行，没有合同，没有明确的分工，把一个科学的管理任务让道德约束来承担。然而，一旦遇到利益冲突或者其中一人不履行这种“道德性的暗示义务”，一切便都垮了。这种中国乡村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道德体制的根本缺陷：道德约束无法解决利益纷争问题，它需要法律观念和对人性的理性认识。“中国人生活中最令人伤感的一个现象是，自然的温情和友好的关系会在某种情势下突然地、自发地、无情地消解。”[4]中国文化的内部机制似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解决的办法，在利益冲突面前，“礼让德贤”常常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这种冲突和碰撞绝不只是出现在河南，合伙人反目或者由于彼此的利益纷争而导致生意最终失败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经常出现。

中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尴尬位置在河南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河南之所以迟迟不能进步，与传统文化思维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官场文化的盛行、权力思维的全面渗透、民族性格的顽固等都影响着河南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河南总是有某些错位的地方，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和难以去除的传统思维方式形成两个方向，拉扯着河南，一不留神，漏洞、冲突和扭曲就出现了。正像曹锦清所举的事例一样，乡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应该用一种较为现代化的方式管理企业，可是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却又被“面子”和“利益”所左右，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而那个河南小伙子，他既看到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弊病，又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逃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好比一个旋涡，很难摆脱出来。虽然“河南是中国人的妈”，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文化，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母亲”却满目疮痍，思维落后，无法再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启示。从它的身上，我们发现得更多的是缺点、丑陋和陈旧。在都市文化的映衬下，河南人，实际上也是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性格被夸张、变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狭隘和小农经济的弊病。这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冲突的必然遭遇。

还有一个事实应该注意到，中原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南方和北方之所以形成如此明显的优势文化和劣势文化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北方民工的大量进入城市，对“河南人”最初的恶劣形象恐怕也是由河南民工引起。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无形中被看作各自文化区域的代表，因为这些“所作所为”常常是负面新闻，是与城市之间直接的恶性冲突。实际上，作为城市最边缘的存在，民工身上所被赋予的恶劣的名声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自然的。这与他们的生存处境和他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在这里并不详细讨论他们在城市所缺乏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工资待遇和体面的生活等，而探讨这一对待、这一身份所造成的新的民族性格。民工进城后干什么？除了少数素质较高、运气较好的除外，大部分人从事的是底层的工作。我们以进入城市的河南人为例。河南农村有占三分之一的年轻人、中年人到城市打工，他们的生存方式大多是卖菜、餐馆打工者、泥瓦匠、工厂低级工、拾垃圾者、清洁工、保安等，肮脏、粗鲁，跟城市格格不入，在进入城市之前，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从事更好的职业，进入城市后，城市也根本不给予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更不可能给予其发展的空间。有许多人就铤而走险，有倒票的，抢劫的，或靠吹吹骗骗过日子的。因此，在本地也许非常老实、不起眼的人，到了城市可能弄出负面新闻来，并且他们的形象被看作河南的整体形象。媒体很自然地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来描述，却很少去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假如说我们的社会体制以尽可能完善、科学的方式给他们以生存的空间，假如说乡村给予他们充分发展智慧的空间，假如说城市没有以高高在上的面目“驱逐”他们，他们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形象。在城市现行的制度下，只能使劣势更加处于劣势，而优势则更加突出，也逐渐培养出更加明显的差别：城市人与农村人、南方人与北方人、河南人与其他中国人等。

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各时代的文人对因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的现象早已注意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中国历来有北人、南人之分[5]，自古以来对各地民风民俗民性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20世纪的文人对南人北人、各个文化区域特点也多有精辟之说[6]，鲁迅先生就曾对南人、北人有过颇为精妙的描述：“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7]等等。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在目前的话语含义中，“河南人”更多的是一种贬义的称呼。河南人的忠厚朴实、善良聪明等传统美德被忽略，而河南人身上的另外一些负面民间性格则被强化出来。起初这一称呼倾向于是对河南打工者行为和品格的否定，因为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民间负性因子更加突出，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更激烈，它并不指向一般的河南人。但是，随着这一话语的广泛使用，它就成为一个群体的特点，成为一种现实的观念和存在。媒介对“河南人”的描述总在夸张化和漫画化，它不利于我们对“河南人”现象作文化探源式的考察；相反，我们从河南作家作品中倒是可以发现一些最鲜活的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描述日本人的性格时这样写道：“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8]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也说道：“在俄罗斯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9]

本尼迪克特和别尔嘉耶夫并没有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民族清晰的整体形象，这样相互抵消、相互矛盾的说法，其实显示了归结“民族性格”或某一群体特性的难度。也许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群体都有这样非常矛盾的地方。刀与菊，残暴和优美，温和与暴躁，同时并存于一个民族性格甚至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之中，这并不奇怪。在“河南人”的民间性格中，也往往表现出这样惊人的正反两面。

忧郁、内向与民间粗鄙的狂欢。中原农民没有郁达夫式的“士”的忧郁，也没有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忧愤深广”，在中原大地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环境下，多是农民式的沉思默想。中原大地的单调、辽阔、荒凉、阴郁和四季的无常变化如血液般浸入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姚雪垠的《牛全德与胡萝卜》、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阎连科的《年月日》、张宇的《乡村情感》等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忧郁和内向，既是作家的，也是作品人物的内在情感。“土地”和人之间不仅构成经济上的切实关联，而且也是唯一的朋友。“土地”常常和主人公对话，尤其是灵魂需要思考、做决定时，大自然是唯一可靠的交流对象，这时候，他们非常温柔羞涩、忧郁甚至充满着某种诗意。但是，同样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却又是残忍、愚昧、麻木的，在乡村，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吵架场景，妇女披散着头发，相互辱骂，男人拿着锨或镐互相厮打，非常野蛮、粗暴，而乡村的红白喜事也是展现乡村性格的最佳场所，流言、嫉妒、幸灾乐祸到处乱飞，最后以“吃个光光”来吞噬掉这文化的丑陋，师陀的《百顺街》《毒咒》等作品充分表现了中国乡村的这一性格特点。

“三花脸”与智性生存。“三花脸”在河南戏曲里通常指过场人物，通过插科打诨，自轻自贱，自嘲自骂，装疯卖傻，来获得一阵笑声。但是，在生活中，它却意味着通过出卖尊严和人格来获得某些利益、达成某种谅解或者获得基本的生存权。这是中国底层人，或者说每个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着的角色，是中国文化中“弱者”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是猥琐的农民或底层的市民、工作人员，没有自尊，以自我贬低来获得一点生存位置。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男女突然将我的麻六嫂给捺到了地上，接着就将她的裤子给扒了下来……整个过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甚至还对那些做出这恶作剧的成年人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一边系自己的裤带，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10]乡村世界的这种扭曲性格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性格。与“三花脸”的自戕自贱相映衬的，是弱者另外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找一种平衡。李准《黄河东流去》中的徐秋斋，是乡村智者的典型，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权势做斗争，既赢得了胜利，同时也维护了尊严，这是在苦难之中所能采取的最好自我保护方式。这是典型的乡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满足。

好面子与自卑自大。贾平凹在谈到写作《废都》时说：“西安的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世间心态也恰是中国的心态。”[11]其实，这是北方的一个共同处境，穿行在开封、洛阳的小巷里，看到一个个古建筑和古遗址的残垣断壁，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没落和悲凉，也许这就是废都意识产生的原因。对北方来说，宋代帝都南迁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断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民众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们仍然努力保持它对政治的关注和对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间，上学读书是基本的认识，学风甚盛）；另一方面，民众精神有一种被抽空了的疲惫，好面子（几乎到了极致），要求人的尊严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当小丑来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纯朴与狡诈、善良与冷酷并存，有时候极其忠于诚信，但是，一旦受到伤害或有利可图，则马上背信弃义。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现实中底气却不足，这也是形成独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过分的自尊和敏感，这是弱势群体最为常见的性格，也是冲突经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间文化性格，几乎是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国传统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怜、可恶的，却是绝望之中的反抗。同时，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由“中心”转向“外省”的地方区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产生的性格变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些性格的负面因素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或者说，它与日渐个性化、现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正是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因袭，使得河南民间对权力的追逐总是更为激烈，也在无形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种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础，中国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一级别的人相对高一级别的人来说，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种扭曲的行为来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换句话说，中原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内部，存在于中国生活的每一角落。

河南政治性格

在20世纪的中国，河南始终都是一个制造“政治神话”的地方，并且总是与负面有关。在辛亥革命时期，河南是极少数没有自治的省份之一，河南曾经是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大跃进”产量最高的地方，“文革”武斗最厉害的省份之一。这样一个地方，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并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热衷于塑造“典型”，几乎成了一种病症（这并不是河南病，而是中国病），为了这一“典型”的发展不惜掩盖许多致命的问题，喜欢“面子”大于做实际的事情，不务实。新时期“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但制造了个人致富的机会，也制造了一批集体致富的神话。在河南，就有“四朵金花”：临颍的南街村（带头人王洪彬）、新乡县七里营乡的刘庄（史来贺）、巩义县竹林村、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刘志华），是河南省“集体共同致富”的典型。使这“四朵金花”在中国拥有特殊声誉的不仅仅是它们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获得了巨大财富，还因为它们特殊的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曾经给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烙印，噩梦才刚刚结束。

作家张宇第一次探访南街村时，发现“社会上对南街村的传说也不算谣言，南街人确实还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有《社会主义好》《在北京的金山上》《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高楼万丈平地起》等许多革命歌曲。不仅他们自己唱，更多的是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早上起来就放《东方红》，一整天歌声不断”[12]。作者“突袭”了一次“领导班子内部斗私会”：

挨批的是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拿着一个本子，低着头红着脸，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对象。……这就是南街村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其他人围坐在那里，发言很积极，争着一条一条摆事实讲道理。副村长郭全忠嗓门最大，和斗争坏人一样严厉。会场虽然不大，人也不是太多，但非常严肃，那种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在另外一次群众大会上，郭全忠却突然成了批评对象，郭全忠只好站出来，当众给人们检讨。事发突然，他有点慌乱，又是事实，就脸红脖子粗。台下群众先叫着批评他，接着就由他自己来认错。开始时脸上冒汗，后来就眼里流泪。他自己说确实看着事情太小没往心上放，实在是错了。群众看他承认了错误，态度又诚恳，就喊叫着“过关了过关了”，这才算结束。[13]

这样集体致富的村庄或村组常常有一个领头人，并且领头人大都宣称自己是依靠“德”来带领的，他们的成功使人们忽略了村落文化中的亲情关系渗入现代企业制度与地方行政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曹锦清在访问小冀镇的典型刘志华时，遇到其他村民的人，意外地发现他们并不羡慕第五村民组的人（刘志华那一组），他们说：“俺们学不来，也不想学。他们组里的人还羡慕我们的自由呢！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好参观的，他们还不是靠贷款、搞宾馆、搞度假村吗？（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14]除去农民对其他人发财致富的一般性嫉妒之外，这段话却也传达出这些先进村的农民心理境况和先进村的发家历程。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使获得了比周围村民优越、舒适得多的生活条件，村民对这种管理方式并没有真正接受，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不自由”并不满意。这一“不自由”恐怕不仅仅是指不能随便说话穿衣，而是对所谓“斗私会”之类的本质害怕。不考虑个人的要求，不能谋私利谋个人的快乐，这种管理理念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很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朝着现代管理转型的话，这“四朵金花”能支撑多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走上科学化和秩序化，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逐渐演变，像这类把村落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渗入现代企业与地方发展、强调带头人绝对权力的模式究竟还有多大市场和生存的空间？或者说，还有多少可借鉴的实质价值？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道德力量对经济发展能起一定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不规范的管理体制下，道德约束力对个人、企业都具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问题是，过分地追求整齐划一，过分地抹杀个人存在的独特个性，过分地把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公共行为一致化，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到，虽然有各个省份的成百上千的参观团和学习团去学习经验，但是，典型依然只是典型，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无限推广开来。恐怕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其一，政府不可能支付得起这样庞大的贷款；其二，民众虽然希望致富，但是当约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自然地反抗，从而导致村庄强制管理的土崩瓦解。

其实，南街村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赢利了，也不在于它展现了“河南人”怎样的政治性格，而在于它所存在的方式本身是一个“混合体”，是传统政治思维模式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一个怪异品种，前者在时代精神中还有存在的土壤、空气和精神基础。河南作家李佩甫《羊的门》用最形象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中国思维，那是一张张权力、人情、利益交换的网织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只依靠领导道德的约束，“南街村”恐怕也不会存在这么久、这么红火。它是中原文化下的典型产物，但却不仅仅是中原的，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抽象和原型。

一些学者认为“南街村”现象从另一层面提前给我们描绘出实现了的“共产主义”的光辉图景，最起码它提供了“纯洁”的可能性并且实现了民众共同富裕的梦想。可是，谁能知道潜流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众满意（许多文学作品、电视画面用小脚老太太的诉说来强化这一“满意”效果）来衡量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更不能以此来衡量它是否符合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思维。因为这一“满意”背后涉及民众本身的素质、意识和它的历史渊源。中国民众素来以实用主义、以最眼前的利益来衡量一切，当贫困压倒一切时，能够生存、能得到温饱就是他们最高的意愿，而对所谓幸福、自由、个性的追求则退居次要位置。这种实用主义思维不只是民众的固有思维，也是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这个“实用”不是以是否符合了“人的本性”为标准，而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为标准。这样的话语用在解除思想束缚上、解除计划经济体制上非常恰切，但是，如果成为一切制度的标准，尤其是用在对待人性、对待在体制中生存的个体身上，又是非常可怕的。“南街村”现象以独特的方式显现出时代精神的深层危机，显现了当代文化精神对“人”的漠视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漠视，它也显示了中国当代政治思维与传统思维之间的某些暗合，这些漠视和暗合形成巨大的潜流，影响着当代精神的发展。

在分析“河南人”现象形成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重要一点：当代文化中媒体的制造能力。通过“河南人”的话语塑造，充分展现了大众文化传播的暴力特点和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力。“河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是想象出来的产物，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这样一个整体形象。但是，在当代媒介的话语空间里，“河南人”是骗子、大话精、造假大王、歹徒，是肮脏、落后、愚昧的化身，不守规矩、不讲信誉、坑蒙拐骗，凡是坏事，都与“河南人”沾边。现代媒介用它无边的想象能力、极强的修辞能力和迅即的传播能力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丑陋的“河南人”形象。网络、报纸和电视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为公众想象出了一个“真实”的“河南人”形象，现代媒介用这种几乎仪式化的方式提升了公众对“河南人”形象的文化认同，一旦如此，“河南人”就真的存在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制造、想象了“河南人”的存在。电视、报刊、网络的充分发展，是现代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一个大胜利。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人们的态度常常以所获得的信息为根据对目标对象做出判断。在反复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被强化。而媒体之于河南，好比当年的兵家，是必争之地。[15]正是媒体使“某些特定的河南人和河南问题”变成“河南人”这样一个具有整体地域特征的称呼，使“河南人”变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它不由分说地把所有河南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把它上升到一种荣誉感和生存危机意识。媒体制造了“河南人”，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几乎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神话。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谈到“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生时说道：“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出来的社群’之风格，它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现代性的过程所催化，而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这也是现代化‘必有’的产物：世俗的理性精神、一种根据日历而来的时间观、资本主义动力所催生的科技发展、大量的识字人口、大众传播、政治民主化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有的这些特征总合起来也就以繁复的方式提升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成为文化认同的最主要形式。”[16]其实，“河南人”的产生也大致依循了同样的过程。

“河南人”现象充分显示了媒体在我们时代的支配位置，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制造着我们的生活，并且制造着真实。从“河南人”这一产生过程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媒体、民众包括中国的所谓现代化管理制度和中国文化离现代性到底有多远，我们还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文化精神的巨大塑造力和固化作用，媒介的导向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反复暗示性都会影响着民众的判断力。

河南所遭遇到的两种文明、两类文化的冲击并不只是河南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外省”如何在被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外省化”。“河南人”性格也不是只属于河南的，它是中国性格的抽象化，是一个脸谱化的存在，是以“生存”为基本起点的中国民间性格遭遇现代文明时必然产生的冲突。当一个文学研究者也理直气壮地在公开场合说，“我对河南人没好感”时[17]，我们首要思考的，不应该是“河南人”怎么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当代文化精神深层和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的正当性在当代社会遭到最严重的质疑，它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逐渐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民族性格正以一种突兀和充满偏见的形象和想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以一句“民族性格本身有缺陷”来归结），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思潮：民众对本土文化有明显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指涉文化向心力的衰退问题，还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逐渐“同质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观念却又以极其隐性的方式存在并在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带给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教训和怎样的启示，还没有被当代社会充分意识到。从这个角度讲，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河南人”现象只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前兆。但是，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但面临着制度改革问题，也面临着人的存在问题。后者产生的问题所应引起的注意应该超过前者，这对一个政府、一个中国人来说，才有可能真正步入现代性思维之中，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的问题，是最本质的问题。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新的文化现象正在生成、成熟，它必然以新的特质影响、塑造着新的人格类型和文化空间的生成，它也必然会影响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情感维度，如李佩甫的《羊的门》，就是从民间权力在当代文化中的生存入手，既描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隐性存在和当代文化精神的传统性，也展示了它们与时代精神、与人性的冲突等，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度阐释。刘震云的《单位》、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在对此一时代现象和文化精神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如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所说：“任何想要阐明当代状况的人都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当代状况迄今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状况一般地说来是怎样的？它表现出哪些方面？对于人的本性问题，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18]这也是这一节和这部书稿的最根本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