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国教育的深层危机

文|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文科学部主任委员，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当代中国教育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也成为突出的问题领域，成为众矢之的。无论“钱学森之问”、中小学择校热、学业负担还是精英大学农村学生的减少，人们都意识到在这些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背后，必定存在一些深层的原因、深刻的机制。

中国教育最严重的两个弊端是应试教育和教育不公。近些年来，各种调研不可谓不多，然而，是非并未辨明而问题日益严重。教育界内部的研讨，作为学科分化的产物往往过于专门和微观，集中为考试、评价、课程等具体问题，缺乏宏观解释的视角。对教育的声讨批判，比较流行的社会思潮，一种是文化决定论，认为应试教育、学历崇拜、望子成龙等等均源自文化传统，在独生子女时代更趋严重，东亚国家概莫能外，没有什么奇药良方。二是制度决定论，认为各种教育问题都可以推导到高度集权、行政化的体制上，寄望于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舍此无从进步。三是环境决定论，认为教育不过是被动地复制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问题出在教育之外，教育不可能自守清白。这些解释各有道理，但都流露了教育无解的悲观。可见，与对教育问题的认知相比，对问题的成因远没有形成社会共识。这或许是我们的许多教育对策往往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化为无形，甚至南辕北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程平源的新书《中国教育问题调查》，展示了他和他的团队对中国教育深层问题的诊断。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教育问题——致命、弱体、伪智、缺德等等都是我们已知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用量化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学方法，使其具有许多同类研究所缺乏的现场感和粗粝的质感，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和命运，儿童、家长的情感、纠结、挣扎跃然纸上，发人深省。尤其是关于青少年自杀的研究，那一页页青春的绝笔和未亡人的追悔，散发着花季少年尚未冷却的体温，直击每一个人的良知和心扉，告诉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这一切必须改变！

该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追求，就是致力于穿透教育乱象的方方面面，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机制和逻辑。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小学炽烈的择校竞争、课外辅导班、学生学习分数化、高等教育产业化等等，背后是教育资本化的逻辑。作者援引西方的批判理论，认为“中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1] 。当教育“被人为地强行塞入经济学概念后，教育现象和整个教育就逐渐服从于纯经济目的”，教育成为虚拟商品，分数成为硬通货，原本属于国家公共服务的领域变为市场交换领域，教育求真求善的价值渐为经济意识形态裹挟，导致经济主宰教育等社会关系的资本运动。这样的整体观照作为一家之言，固然还可商榷探讨，但不能不说为认识当代中国教育提供了一个具有穿透力的、重要的理论解释。

在我国，这一现实被舆论称为“教育产业化”。大致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一进程，是新中国教育一个十分特殊的发展阶段。其问题起初被定义为“教育乱收费”。教育理论界比较委婉的说法，是“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它是那个时期社会主流价值、社会政策的产物。虽然2005年前后，伴随以人为本的新的价值观的建立，奠定了教育公平的价值，对“教育产业化”政策进行了宏观的扭转和纠正，但对它的理论清理和拨乱反正并没有深入展开。时至今日，在教育公共领域不难看到它或明或暗的存在。同时，也有许多理论认识需要辨析。例如，尽管中国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市场化。西方国家的这一改革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特征主要是减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放松管制，发展私立教育等等；在基础教育领域并没有所谓市场化的改革，而是以向学校放权为特征的“自由化”改革。在中国的确出现了将教育公共服务领域变成了金钱和利益交换的市场，利用公共教育资源营利创收的异变。此后，权力和市场的勾结，利益集团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教育的利益格局、品质和精神面貌。

这一现实，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为批判的武器。典型如布尔迪厄的批判理论，揭示文化资本的传递，使教育成为社会文化和阶层再生产的机制。鲍尔斯、金蒂斯论证教育的社会基础是社会的不平等性，因而教育并非促进平等而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工具。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伊里奇对学校的强迫性学习的解释，认为是在消费主义社会，将教育等同于对稀缺资源满足的商业化过程。解放教育学的佛莱雷提出教育是基于一种压迫和被压迫者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因而“一切教育都是政治行为”。批评教育学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吉鲁，反对鲍尔斯、金蒂斯、布尔迪厄比较机械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复制理论，认为应当考虑边缘群体参与的可能性，学校应当成为文化生产和变革的场所，在多元文化和社会群体中促进不同学生的发展，指向了建设性的方向。

近年来我国教育生活中正在出现的一个新变化，是超越单纯批判、抱怨、等待的状态，走向个人力所难及的“微改变”，“行动改变生存”正在成为一种公众选择。他们或者用脚投票，逃离应试教育，或者“在家上学”，自行举办教育，基层政府和学校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基于网络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学习实践，都在丰富我们对教育变革的动力机制的认知。在这个建设性的过程中，教育哲学高屋建瓴的批判性，仍将引领我们改造和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