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雄  民建延安市委会延大支部主委\延安大学校史办副主任\延安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曾鹿平  延安大学档案馆馆长\延安大学马列学院教授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习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既延续了中央历届领导人对黄帝陵的基本看法，又对黄帝陵作出新的定位，是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顶层设计。他强调：“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这无疑是尊重历史，着眼现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的宏大设计和伟大构想。

    1937年清明，国共两党联合举行共祭黄帝陵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祭黄帝陵文》，赞扬黄帝功勋：“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表明心志：“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推崇黄帝陵凝聚人心、激发爱国热情的精神价值。1993年清明，国家主席江泽民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强调黄帝陵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象征。1994年４月７日《人民日报》刊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文章《整修保护黄帝陵，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出“黄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旗帜”。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席把黄帝陵视为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精神之源，看重的是黄帝陵凝聚国共两党和海内外华人的“精神价值”；江泽民主席则强调黄帝陵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象征，侧重的是黄帝陵的“文明象征”；而李瑞环同志提出“黄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旗帜”，则关注的是黄帝的“旗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一科学表述涵盖了“精神”、“文明”和“标识”等概念的内涵。显然，是对中央历届领导人观点的延续和升华。

    然而，面对黄帝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弘扬，近期却出现了许嘉璐与方光华两位学者的学术之争，与之相伴随的是河南与陕西两省对未来黄帝的国家祭典地的“正统地位”和“经济利益”之争。对于此，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的观点或许最具代表性。他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首先要加强研究，寻找为什么在河南举办（国家级拜祭）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我们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宣传，最终由中央决定，我们做好工作就可以虚位以待了。”由此，不难看出“争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宣传”，是为了给“中央” 出题，是为了“虚位以待”。

    这样的“良苦用心”和“拜庙不拜陵”的逻辑，人们嗅到的是一股“书生之气”，看到的是“情感割裂”，忧心的是“清谈误国”。正如一位网友悲伤地说：“我认为黄帝陵作为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完全没有任何争议的，也没有任何可争议的!可今夜，我却悲哀地发现，这个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如今面临着被‘分家’的危险，照此下去，身为中华儿女的你、我、他该选择新出现的哪个‘精神家园’呢？假如这次真的‘分家’了，那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共有的精神家园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缺乏政治智慧是“书生之见”的软肋。我们姑且不论历届中央领导对黄帝陵的定论；尚且不谈《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载：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的史实；不必细看明代皇帝遣官祭祀黄帝陵庙14次，清廷遣官祭祀黄帝陵庙26次，同盟会祭祀1次，中华民国祭祀26次，陕甘宁边区政府祭祀1次的数据；可以忽略自共和国成立以来，陕西省政府二十多年如一日，完成了黄帝陵一期、二期整修工程，建成入口广场、印池、轩辕桥、桥北广场、龙尾道、庙前广场、轩辕庙门、陵区道路、棂星门、陵道、神道和绿化工程、祭祀大院（殿）、古柏防火续建、功德坛及大环境治理等几十项工程的辛劳。何况，黄帝陵周围数以十万计的千年苍柏，更见证了无数代延安守陵儿女为维护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所负出的巨大努力与心血。我们只需重读1994年４月７日《人民日报》刊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的文章《整修保护黄帝陵，增强民族凝聚力》就能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政治智慧，知道该怎样看待和解决“黄帝公祭”之争。

    李瑞环同志在提出“黄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旗帜”时，似乎已预料到到今日之状况，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通过整修黄帝陵工程，可以使中华儿女在共同始祖面前，搁置一切歧见，找到共同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显然，“搁置一切歧见”才是对待黄帝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找到共同语言”才是研究黄帝文化的首要任务，“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弘扬黄帝文化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