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在西南特别是云南有大量野生蘑菇资源有待研究。“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它们，对它们有了‘户口簿’，才能找到安全有效的利用这些资源的途径。这成为了我研究蘑菇的一个动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杨祝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珍惜黄金时期

多年来，杨祝良对蘑菇的研究可谓是“情有独钟”。因为喜欢研究蘑菇，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臧穆的硕士研究生，在臧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大型真菌的分类研究。毕业后，选择留在昆明植物所开展工作，这一待就是25年。

杨祝良还记得，1993年到德国图宾根大学生物学系进修时，常有人问他是不是来自日本。“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他们很惊讶，因为那时中国人在发达国家求学的相当少，而从事科学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在导师F. Oberwinkler教授的支持下，他有幸申请到了博士生奖学金，使自己可以专心于蘑菇研究。

“那时的中国人因为没有科研经费很难做出像样的工作，即使是作出了成绩，也很难有机会到国际上去进行交流。”杨祝良说。

然而，经过20余年的时光变迁，如今的中国人不但到发达国家求学，还常常到发达国家参加国际合作研究或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作各种重要学术报告，有时甚至以中国科研人员为主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

这一切让杨祝良感触颇深，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科研氛围。“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人民富裕了，祖国强大了，科研发展了！作为科研人员，我深感当今是我国广大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千载难逢！”

无穷的干劲

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有着十分丰富的蘑菇资源，云南成了动植物的乐土，也是“蘑菇的王国”。置身于这个王国中，人们面临着许多未知的蘑菇，有的蘑菇是美味的“山珍”，有的蘑菇则是难缠的“魔鬼”。

在云南，每年夏季，人们都会到山野林中采集大量蘑菇，由于误食毒蘑菇而中毒死亡者，因没找到元凶，而被称为“不明原因猝死”。多年来这类“不明原因猝死”发生了100多起，死亡人数超过300人。

当与国内同行协作攻关时，杨祝良参加了研究并发现导致“不明原因猝死”的“魔鬼”是毒沟褶菌。于是，除了撰写科研论文和著作外，他还编写了毒蘑菇科普论文和宣传册，宣传毒蘑菇识别及中毒预防知识，解决了百姓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他对科研一直有着无穷的干劲，先后主持国家基金重点项目、“973”项目的课题等国家和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30余项。

多年的研究积淀，使杨祝良对鹅膏科、牛肝菌科及蘑菇科真菌的物种多样性、系统发育及物种演化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有所突破，发表4新亚科、10余新属和120余新种。2015年，他出版了《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是对我国食用鹅膏和剧毒鹅膏的总结。

此外，他对我国南部高等真菌区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总结，指出该区高等真菌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性质，与世界热带真菌区系有着广泛的联系，有些属种可能有古南大陆起源的背景，另一些区系成分与热带亚洲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基于一系列研究后，杨祝良提出了我国高等真菌物种多样性三大中心的新观点。在高等真菌系统发育、生物地理与分子进化研究方面形成了明显的特色，部分研究成果获国内外同行好评。

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在1998年，杨祝良获得图宾根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06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探索永不止步

在杨祝良的心里，科研就是探索，探索未知的事物和规律。在25年的科研实践中，他通过自身经历总结出科研人员应该具备认真、仔细、诚实、好奇和包容的基本素养。

“我尽力要求自己不断提升科学素养、提高专业知识水平、拓宽知识面、学习新技术和方法。”杨祝良说，有一些品质他在这些年里都坚持了下来，那就是认真、刻苦、开放和锲而不舍。

他第一次去四川西部和西藏东南部考察时，晚上在海拔3700米的四川稻城县入住后根本没法入睡，因为每分钟心跳120次，犹如在床上跑步！此后一周就是头痛、拉肚子、全身无力。“还好，身体很快就适应了高原环境，我便能随心所欲地在林中穿梭，寻找自己喜爱的蘑菇标本了。”

这些年来，杨祝良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真菌的多样性、系统发育、生物地理学、群体遗传学、分子进化等。未来，他希望在我国高等真菌的多样性与系统发育研究方面，能够做出国内外同行认可的、有影响力的工作，探索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