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网络图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此后，光绪连续颁布了200多道变法诏书和谕令。一时间，老大帝国的变革计划急如星火。

　　仅仅103天之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重新训政，“罢新法，悉复旧制”，戊戌变法夭折。

　　大清国在甲午惨败之后进行制度变革的首次尝试，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细观当年，维新派在清廷所处之政治情势，既有慈禧与光绪“大太后小皇帝”的特殊皇权架构，也有积弊甚久的中央、地方矛盾。维新派如同一头意气风发的大象，毫不顾虑地冲进了瓷器铺，失败的结果早已注定。

　　慈禧一直被视作扼杀戊戌变法的头号反动人物，但她其实并不是变法的“天然敌人”。维新变法启动时，慈禧说不上支持，但也没有反对。变法宣言《明定国是诏》，就是经她的懿旨批准颁布施行。她也事先就声明了底线：“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慈禧看重的是“权”。虽然早在1889年就宣布归政光绪，但她从未真正放权。光绪意图以变法大展身手，甚至在变法前以“退位”要挟取得“事权”。慈禧已有不满：“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变法开始后，光绪越来越“自作主张”，他革除违逆己意的礼部六臣、要开懋勤殿组建维新变法的顾问班底……光绪曾就懋勤殿向慈禧请示，精于权斗的慈禧一眼就看出“醉翁之意”——培植帝党力量，抢班夺权。慈禧没有回答，仅仅变了变脸色，就让光绪“惧而未敢申说”。光绪吓得当夜给杨锐密诏：“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大太后小皇帝”是既成事实，维新派人物、礼部主事王照建议把“变法之名归诸太后”，以推进变法大业。但康有为等维新派核心人物看到密诏，却想出了“围园杀后”的政变计划。

　　包括京中大员、封疆大吏等等实权在握的大批官僚是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戊戌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变官制”，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让他们成了变法的对立面。于是，变法政令如雨雪纷下，真正施行却寥寥无几。最终取得的唯一成果，仅仅是开设了京师大学堂一项。非但如此，“顽固诸老”集结于慈禧周围，频频上书请太后“训政”，反对变法的力量空前强大。最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新政尽废。

　　这场“体制内”的变革被“体制内”的顽固力量联手扼杀，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体制外”萌动。当“体制外”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旧体制框架下平和改良的机会就很难再有。

　　梁启超代草

　　五大臣报告

　　1905年12月，清政府委派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组成代表团，分两路前往日本和欧美考察西方政体。翌年夏天，五大臣先后回国，呈交“考察宪政报告”。

　　这份“考察宪政报告”可以说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纲领性文件，而它的真正作者是被清政府当做“逆党”通缉的梁启超。“通缉犯”介入朝廷最高层政治决策，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晚清的乱局中才会出现。

　　为五大臣捉刀代笔一事，梁启超只在给朋友徐佛苏的一封信中，言语含糊地透露过这个绝大的秘密：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

　　梁启超在船上闭关二十余日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与之对应的是，五大臣中的端方、戴鸿慈一路，出洋回国后，很不合常理地在上海停留了两周。而戴鸿慈和梁启超有密切联系，据考证，正是戴鸿慈出面请动梁启超捉刀“考察宪政报告”。

　　“考察宪政报告”出自“枪手”，并不能因此否定清廷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用心。五大臣深受触动，他们看到英国议会的辩论：“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但是，认识到制度的落后和做出实质的改变是两回事。五大臣向慈禧陈述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但主张“实行之期，可宽立年限”，以图借“立宪”之名缓和国内矛盾，防止革命，使皇位永固。

　　“言高手低”维新派

　　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一般归结于“变革势力与保守势力实力过度悬殊”，如果全面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维新派本身就带着注定失败的基因。

　　维新派的主体，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毫无从政经验的读书人，他们做得一手好文章，纵论国事舌灿莲花，却“言高”而“手低”，贪功急进，缺乏政治谋略。回顾变法进程中那些招致反扑的作为，让人有“书生误国”之叹。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上。

　　“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写出这首极度自负诗句的，正是康有为。

　　为宣传变法思想，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假托孔子为维新变法树立理论依据。这两部书牵强附会，为秉承传统文化的士大夫所不容，连赞同维新的清廷官员都不能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使变法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翁同龢曾提携康有为，但看到《新学伪经考》，斥其“真说经家一野狐”，看到《孔子改制考》，则跟光绪说“此人居心叵测”。大力支持强学会的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后作《劝学篇》“暗攻康梁”。即便是戊戌变法最有力的执行者、湖南巡抚陈宝箴，亦上奏光绪，应下旨让康有为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

　　“设制度局”、“改官制”是康有为的变法核心主张之一，施行力度过猛，一下子裁撤京师十余处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及近万人”。一时间官僚人人自危，自然站到了变法对立面上。而康有为还在建议光绪“杀一二”极品贵胄，以儆效尤。

　　在慈禧和光绪的帝后矛盾越发尖锐之时，维新派没有设法调和，反而使其激化。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本来是让他和刘光第等人想一个能够把改革继续下去，又不违背太后意愿的方案。而康有为想出的办法是联络袁世凯“围园杀后”。

　　慈禧在政变当天即下令抓捕康有为，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随后接到袁世凯告密，血腥报复，“六君子”被处以极刑。

　　一个狂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夸夸其谈的“狂想家”，毫无施政经验，亦无政治权谋。这一点，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看得十分清楚：“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page]
亡命途中推“新政”

　　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山东教案”发生，义和团运动猝然而起。义和团的愚昧、荒诞、横暴不需多言，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古老民族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的强烈反弹。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清廷看来“民气可用”，遂加以扶持利用。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进入京津，杀洋人，也杀入了洋教的中国人，还要毁掉一切沾“洋”字的东西。在这种情势之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侨民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一次，一向软弱的清廷也空前强硬，“向各国宣战”。这样大规模的宣战，可谓空前绝后。结果，北京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破，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

　　庚子之变，彻底把慈禧打怕了。西逃途中她就开始向列强乞和，并说出了那句足以让她被万世唾骂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朝统治者成了跪伏于列强脚下的奴才。

　　庚子之变，好像也把慈禧打明白了。1901年1月29日，逃亡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推行“新政”。

　　就其内容而言，“新政”比戊戌变法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新政”发动于慈禧，自然比戊戌变法要政令畅通得多。大体而言，“新政”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设立工商部，鼓励新施工商业发展，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开始司法改革等等。但清廷面临的形势已然巨变，这些变革远远不足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新政”的实施加速了灭亡。

　　在清朝倒台之前，有识之士便已见及。1910年8月，《国风报》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国势益以抢攘。

　　大清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在清廷倒台之前颁布了“罪己诏”，痛陈：“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图利之网。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

　　即便是一直为“新政”鼓与呼的梁启超，也渐渐看明白了“新政”之下清政府的实质：“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留日潮

　　戊戌变法失败后，留日的中国学生数量迅速膨胀起来。1899年，中国赴日留学生为120人，1904年超过了3000人。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胜沙俄，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这一年年底，留日学生达8600人。

　　在那些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名单中，有太多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章太炎、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

　　以后来的历史角色将这一代留学生归类，有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中共一大代表的三分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领军人物。

　　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是日本的老师。甲午之后，日本被很多开明的中国人看做学习的榜样。长期从中国吸收文化乳汁的日本，开始反过来影响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语言。“科学”、“民主”、“共和”、“自由”、“经济”、“资本”……这些对中国影响深远的词汇，都是西方语言的日文翻译，转而输入中国的汉语体系。

　　“革命”一词也是来自日本。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策划起义，事泄被通缉，避往日本。日本媒体报道“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孙中山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