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李樯，生于1968年，著名编剧，作品有电影《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赵晓兰）从开机时起，《黄金时代》就被认为是最值得期待的电影之一。这部由许鞍华执导的电影，不仅揭开了民国女作家萧红的神秘面纱，也把另一个姓名带到台前——李樯，为《黄金时代》苦写3年的编剧。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李樯，是在初秋的一个午后。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长相清秀的文弱书生，对待记者谦逊而礼貌，回答问题即便字句简短，甚至一个点头，看起来也很郑重其事，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虚与委蛇。他不爱谈自己的具体经历，总是善于将一些形而下的问题转变成形而上的问题。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位“走心”的作者。

　　《黄金时代》宣传海报。

　　萧红的文字是血肉之躯

　　在奇人辈出的民国时代，萧红是众才女中命运最为传奇的一个。她只活了31年，但写出了《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她的情感经历更富争议，19岁逃婚，又离奇地爱上订婚对象，怀着订婚对象的孩子和作家萧军一起，后来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端木蕻良……

　　1936年11月，萧红给萧军写了一封信，里面说道：“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李樯所写的电影片名，正是来源于此。

　　环球人物杂志：据说你花了3年的时间来写《黄金时代》这部戏。

　　李樯：阅读占了很长的时间，中间我父亲又病了，实际写作是五六个月完成的。那个时代对我们来说都是二手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做大量的阅读工作、资料分析、图片收集，对那个时代进行深入了解。有了对那个时代的把握，才能写好时代中的人，这需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樯：就是如何写一个众所周知的人。萧红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她在千千万万人面前有千千万万种面貌。她在历史上有很多悬案，如何去接近这个人物，难度很大。如果只写我心目中的萧红，格局就非常小了。我希望让别人都能够接受电影里的萧红，但又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在你眼中，萧红的魅力主要来自哪里？

　　李樯：我们不能脱离她的作家身份，如果她仅仅是女人萧红的话，那肯定是不完整的。她注定是作家萧红，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互相辉映形成了这种魅力。文学写作对萧红来说，是构成她魅力的致命要素。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女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抛弃自己孩子的母亲，她在世俗层面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李樯：我觉得她身上代表了很多艺术家的共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肯定被视为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她迫不得已拥有这样的生活，才能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写作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永远捕捉、书写复杂人性中千分之几的那点东西。就像对待宇宙，永远无法摸清它的原貌，但我们永远在努力探索它的真相。所以萧红的特质、性情，她生活的离经叛道，注定了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样评价萧红的作品？

　　李樯：我觉得萧红是独特的，萧红的文字真是血肉之躯，她几乎用她自己的肉身与世界碰撞，变成她的文字。她不像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像她，她不可复制。

　　环球人物杂志：她的这种写作天赋是从哪来的？

　　李樯：我觉得是命运，是天人合一。每个伟大的作家，探讨他（她）成为作家道路上的一些所谓的密码，会发现没有任何公式。[page]
 

　　2007年3月，李樯和导演许鞍华（右）在北京。

　　“民国范儿”代表一种审美情趣

　　《黄金时代》在宣传中被称为一部典型的文艺片，讲萧红的一生，遥远而复杂。但李樯认为，这部戏的重点并不是民国、爱情这类主题，而是“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用电影来阐释萧红所说的那个“黄金时代”？

　　李樯：我觉得这个词不带有任何褒贬，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了。我们老是觉得某个时代是黄金时代，就如同一个人老觉得自己哪个年龄段是最美好的年华。其实黄金时代是你自己规定的，你自己认为什么是你的黄金时代，那就是你的黄金时代。一个人的态度和信仰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主观心性。如何求证你的信仰，对待你的心灵，决定着你的一生。

　　环球人物杂志：那个时代，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李樯：比较吸引我的是社会形态、阶层的丰富，又是战乱频发，又是跌宕起伏，虽然很不安定，颠沛流离，但很浪漫、很传奇。今天我们所谓的“民国范儿”，其实就代表着一种审美情趣。

　　环球人物杂志：你用怎样的篇幅去展现其他民国文人，譬如鲁迅？

　　李樯：都有他们恰如其分的篇幅。人的一生，孤独只是某种心理上的东西，你是自己生命的一个主角，你碰到的所有人与事都是配角。可是反过来，别人也是人家生命的主人，你也是人家的配角。许许多多人关联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你的某种特质。所以萧红一生当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在她生命中都担当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共同形成完整的生命图景。

　　至于鲁迅，首先我要写出萧红眼里的鲁迅，这其中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东西。我想这部片中的鲁迅，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贴近我们的鲁迅，而不是平常我们渲染的文坛斗士。

　　环球人物杂志：片中汤唯的表演如何？

　　李樯：非常棒，是天地人合一的状态。我只能说汤唯就是萧红，她和萧红在一起。

　　环球人物杂志：这是你第二次和许鞍华导演合作，是否多了一份默契？你们的个人风格都很强烈，创作过程中是否会有一些争执？

　　李樯：我们一直很默契。我觉得她不仅是一个非常棒的导演，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我写的是剧本，她写的是电影。

　　争执当然也不可避免，比如说萧红是真的热爱爱情，还是在爱情中历练？她一次次飞蛾扑火，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但这种争执最后都会因为彼此相似的东西而很快化解。[page]
 

　　《孔雀》剧照。

　　生活不会为你另辟蹊径

　　李樯是河南安阳人，高中毕业后当了文艺兵，1992年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电影编剧，曾先后辞去两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从老家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在北京，他先是当了一名媒体编辑，从南城倒三趟公交车到北四环上班，每天奔波在路上，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后来，他辞去编辑工作，彻底成了没有社会身份、工作、收入和住房的“边缘人”。他也曾怀疑自己的选择，更被身边的亲人朋友怀疑。1999年，走投无路的他从北京回到老家“背水一战”，沉下心来写了《孔雀》。剧本讲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小城里一个五口之家的故事。2005年，《孔雀》摘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公映后，许多导演提出，希望跟他合作。

　　环球人物杂志：《孔雀》得奖之后，你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我的喜悦已经在通往喜悦的路上蒸发了”，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李樯：你曾经特别固执己见或者梦寐以求想完成一个东西，可是你发现当它终于实现以后，并没有带给你原先想象的那种巨大的满足和喜悦，这个东西不足以给你任何慰藉。

　　就是说，生活永远不会以你所仰仗的面目出现，它不会为你另辟蹊径，单独为你开辟VIP通道。你任何的居心，到最后都不会是你所期望的那个样子。我以为我写一个东西很动心，等我写完了，发现这不过是我想完成的东西而已，它对我的人生只是点滴的一个瞬间。

　　环球人物杂志：如果《孔雀》没能成功，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李樯：那我就去过不写作的生活。[page]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照。

　　环球人物杂志：就这么放弃了艺术理想？

　　李樯：也不是放弃，可能是验错的方式，当你验证到你“不可以”时，我倒觉得也可能是一种幸运，这样倒也好。

　　环球人物杂志：《孔雀》之后，你又写了《立春》。那部影片中描绘了一座小城里执着于艺术的人，在生活中却很失败，这是否和你当时的经历相似？

　　李樯：当然。我觉得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人站在通向理想的钢丝上，能不能迈向理想，或是中途掉下来，你选择这个道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没法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时候是最孤绝的。

　　环球人物杂志：以前你写的都是文艺片，第一部商业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获得了成功。但那之后你并没有大量接戏。

　　李樯：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创作才华是有限的，有点像对金钱的欲望：有的人很有钱，天生就可以衣食无忧；有的人比较贫穷，并不是说想摆脱窘境就可以一夜暴富。写作也是如此，它是有一定量的，是宿命的东西，我既没法挥霍它，也没法节省它，所以只能根据我天生的写作能力，写几部算几部，在我有限的能力当中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环球人物杂志：有句话叫做“文章憎命达”，事业顺利了，写作会不会失去原来的力度？

　　李樯：写作过程的艰难程度，不会因为你成名或不成名就有任何区别。写作更不会因为你的自身变化，就倾倒于你，那是不可能的。每个编剧，不管是成名的还是没成名的，你的下一个剧本能不能被拍摄，都是不确定的。你可能以此为生，但它并不见得就有求必应。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过作为编剧，对待生活总是要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这样会不会很累？

　　李樯：也不累，这已经成为你日常习惯的一部分了，就像白领们经常面对电脑，会有干眼症一样；或者一个厨师，他身上老有一种煎炒烹炸的味道。我觉得不同职业的人都要负担起这个职业带来的特殊习性。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那些坚持写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李樯：要有热情，要放下功利心。写作的过程就像恋爱，不管别人事先给你传授了多少经验，当你身处其中时，还是会觉得很不相同。每一个作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

　　女性都是情感的动物，她们天生比较有故事性、有命运感

　　李樯的作品一直不缺关注度，也不缺争议。《孔雀》在柏林获奖，影评人分为明显的两个阵营，对它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立春》大多数人叫好，但也不乏观众质疑它放大生活的丑恶。《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公映时被认为结构断裂、整体令人失望，却获得了诸多奖项。《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被观众抨击为无病呻吟的伪文艺片，却创造了票房奇迹。新片《黄金时代》刚刚小范围试映，各种争论就已经开始发酵。

　　李樯说，他的电影从来不喜欢投观众所好，更不喜欢“粉饰现实”。在他看来，电影就是生活的渐近线，尽管再努力也达不到真实的彼岸，但他永远在执着地努力着。他拒绝做好莱坞式的“甜品电影”，他“喜欢矛盾、对立、挣扎，这些最能显示出人性的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赤裸裸的真实，但中国观众并不喜欢赤裸裸的真实。

　　李樯：这个赤裸裸并不是我要追求的，如果别人这么看有他的道理，但我并不刻意为之。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人而异，我写的就是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并没有非要去追求那种强度或者力度，一切对我来说自然而然。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观众说你的作品不够温暖。

　　李樯：我所理解的温暖是我们面对各自的生活，它给予你伤害也好，给予你挫折也好，令你各种不满意也好，你能够去承担它，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去解决这些问题。人有了这种力量，我觉得才是一种最大的温暖。

　　所谓的温暖是自己寻找的，而不是别人能够给予的。悲剧也好，喜剧也好，给予人的温暖是不相上下的，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视角来阅读这个作品。有人从一个悲苦的故事里获得了面对生命的能力，有人从一个欢快的作品里读出了人生的苍凉。一个作品给予你现实的满足感，你就认为它有安慰作用；它撕破了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它不是一种安慰——要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功利主义者，都是贪图享乐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你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女性，你把她们的感情写得特别充沛，是特别关注女性命运吗？

　　李樯：其实世界上好的编剧也好、文学家也好，擅长写女性的非常多，像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写了那么多女性，巴金也写了很多女性，包括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有令人难忘的女性。能把女性角色写好的男性作家特别多。

　　我不是刻意去写女性角色，也并非特别擅长女性角色，我真的没有专门规划。这个世界上除了男性就是女性，而女性都是情感的动物，她们天生比较有故事性、有命运感。她们与我们所谓的艺术形象，天然地比较接近。

　　环球人物杂志：你本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李樯：也不是悲观吧。能够承担和面对不喜欢的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能力。万世万物周而复始、起起落落，从生长到收获到最后归于寂灭，这些状态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要承受。生活在盛世，不见得就值得庆幸；生活在乱世，也未见得就是悲哀。我一直强调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轮回，我们都太微不足道。我这种对命运、宇宙、人生的敬畏之心，可能会被误解为是一种悲观。[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