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到6日，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的儿子婚宴连办3天，共摆酒约250桌，请来丫蛋等明星助阵，估计花费至少在160万元。接受媒体采访时，马林祥称，儿子的婚庆演出和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婚礼，都是亲家出的钱，与他无关。

 

　　将责任全都推给亲家，自己几乎撇得一干二净，只是象征性地反思道：“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也知道中央的‘八项规定’，不该这么搞，但亲家执意要搞，我拦也没拦住。我接受组织的批评和调查。”这种反思除了推卸责任，又带有一些自我表扬的意味，不能不让人感叹马林祥真乃老谋之辈。

 

　　不过，说得再动听，如果由谎言编织，就显得拙劣而可笑。一个细节是，当记者问马林祥能不能联系一下亲家，他的回答居然是，“我连亲家的手机号都没有，联系不上亲家。”连亲家手机号都表示不知道，所谓“都是亲家出的钱”的真实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像马林祥一样架空中央“八项规定”的人并非孤例。日前有媒体披露，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一些领导干部将婚礼转为“地下”，不发请柬，不请车队，直接请客吃饭。另有内部人士透露，当地一个局级干部办婚宴，因为上头有规定宴席不能超过20桌，这干部就同时在当地的烤鸭店、香辣鱼店等3个饭店，各摆了8桌，一家子三个饭馆来回跑，“跟打游击一样”。

 

　　无论将责任推给亲家还是将婚宴转入地下，乃至分拆宴席，其目的都一样，即违逆中央规定，却最大程度规避责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闹剧时时上演，至今已觉不新鲜。比如在之前，一些官员为了逃脱规定约束，将公款吃喝转入地下——到一些隐秘的会所或内部餐厅，照旧饕餮不误。

 

　　毋庸讳言，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官员的通病。这些官员一般不敢明着抵抗，但表面上应承，私下里违背，再或者找各种借口推脱，夸大执行难度，一言以蔽之，总要打些折扣，而不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朱镕基讲话实录》记录了朱镕基的一段感慨，出台一个好政策，落实难得很，“我八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

 

　　落实难，难在哪里？一般来说，有两点。

 

　　一是触及了基层官员的利益。比如有些官员习惯于大吃大喝，出台八项规定，让他们管住嘴，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比如一些官员靠子女婚嫁敛财，严禁他们大操大办，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这些利益当然是畸形的，但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不惜对抗中央政令，又不愿付出被撤职等被问责的代价，便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了。

 

　　二是缺乏强有力的跟踪监督。按照朱镕基的话说，就是“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如果只出台规定，而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或者对违规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层官员就不可能害怕，特别是有些官员违规了并没有受到惩处，其他官员就会效尤，起码多了一份侥幸心理。这种侥幸还体现在，一些官员认为天高皇帝远，自己违规乃至违法了，上面没发现就没事。

 

　　说到底，破除基层官员阳奉阴违的惯性，需要亮起监督之剑、问责之剑，对违规者毫不留情，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当然，有些官员善于搞地下工作，要发现他们的违规行为殊为不易，不可能时刻派出督查组，这就需要发动民众，民众不缺监督热情，且眼睛是雪亮的。（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