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挚友许寿裳

许寿裳撰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在台湾时极力宣扬鲁迅，掀起短暂“鲁迅热”。

前日，“鲁迅在台港澳地区的接受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树人堂召开，来自两岸三地的50多位学者围绕鲁迅在台港澳文学、影像作品中的形象及其传播展开了讨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介绍说，这是在鲁迅晚年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上海，首次召开以台港澳的鲁迅接受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鲁迅在台湾一度被妖魔化

“鲁迅被大陆神化，而在台湾则一度被妖魔化。自1946年许寿裳等人到台湾掀起短暂的‘鲁迅热’后，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鲁迅在两岸的传播呈逆反方向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在会上详细梳理了鲁迅在台湾沉浮跌宕的接受史。据其介绍，在官方高压的文艺政策下，鲁迅被视为“文艺骗子”、“文学界的妖孽”、“土匪大师”，其作品被列为禁书。“整个社会似乎都感到鲁迅这个人压根儿不曾存在过，谁也不敢公开接触。有些大学教师偶尔触碰现代文学这个禁区时，只好从胡适、徐志摩、朱自清一下跳到了散文家陈之藩。所有1930年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抹黑。”古远清说。

在这种文艺空气里，陈西滢、苏雪林、梁实秋等散文大家和文学评论家都继续他们1930年代批判鲁迅的言行。比如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关于鲁迅》中说：“鲁迅好斗，善于‘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只有‘一腹牢骚，一腔怒气’，没有‘一套积极的思想’。”苏雪林则用辱骂方式对鲁迅从人格到文格进行全盘否定：“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鄙，卑鄙，第三个卑鄙。要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而以学者面目出现的另一批反鲁干将如郑学稼，则又属另一种情况。”古远清说，戒严时期（1949年至1987年）台湾的鲁迅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府任教的郑学稼撰写的《鲁迅正传》，这部作品完稿于1941年2月16日，次年在重庆出版后，在江西、广东还出现了盗印本。1953年1月由香港亚洲出版社重版，在台北又出现多种盗印本。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对鲁迅都持贬损态度。郑学稼去台后仍继续研究鲁迅，1978年增订了该书：删去了讽刺鲁迅的话；尽量用可靠的记录叙述鲁迅的一生；详述鲁迅思想的演变……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鲁迅正传》的勒口上，印有陈映真的挚友尉天骢《推荐的话》：“从193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难以确定，誉之者颂之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导师’，毁之者诋之为‘赤色的文棍’；这些都是政治主义下被歪曲的鲁迅形象。郑学稼先生这本书根据第一手的资料来写鲁迅，不但使人接触到中国近百年来的不幸，也同时使人体认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历程。”

或明或暗读鲁迅

“既不许介绍，更不许研究。散文作家阿盛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一个传闻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在讲现代文学时，忍不住谈鲁迅，并在黑板上写出来，结果被告密，受行政警告处分。”古远清说，即使这样，仍有人逆流而上。比如当时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现代文学和写作课的聂华苓，她在《三十年后》中回忆自己从东海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借来尘封已久的鲁迅著作阅读，书面包上印有“反共必胜，建国必成”的《中央日报》作掩护，“有人走过，我就把书合上，闭上眼睛作瞌睡状，《中央日报》掩盖下的鲁迅却在‘呐喊’。”

禁锢有时会起反作用，越不让看就越激发人们的好奇。台湾著名出版人、文史作家蔡登山读大学时正是戒严时期，一门现代文学课上两个学期只讲三个作家：朱自清、徐志摩和郁达夫，因为他们在1949年前都已离开了人世。这让蔡登山很疑惑：难道1930年代只有这三个作家？“所以想找些书来看，有点冒险，但想找还是找得到的。”蔡登山说。当时台湾有个规定，不管这个作家是否加入共产党，只要他留在大陆没去台湾，他的作品就被禁止阅读。但出版社技高一筹，用他们的笔名或不大常用的本名出版作品，于是蔡登山买到了周树人的《中国小说史略》、玄珠（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当时还有更多的作品是从香港盗印，蔡登山至今仍记得，在台大附近有一位施姓老头，专门贩售1930年代的文学作品。“他有时怕给警总追，不是熟面孔不给卖。我们都很熟，打个暗号，就带我们到密处，里面有很多东西。”

蔡登山说自己“在电影界替老板赚了一点钱”后，就到大陆拍摄系列纪录片《作家身影》，第一集便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到张爱玲一共做了12位作家。研讨会上，蔡登山作了《许寿裳在台湾（1946-1948）——读许寿裳日记、书信》的主题发言。蔡登山的老师许世瑛教授是许寿裳长子，许世瑛过世后，留下了六封许寿裳书信和四首许寿裳用毛笔书写的诗。蔡登山特别提及鲁迅的学生和至交许寿裳在1946年来台后，在筹备编译馆的繁忙工作之际，还继续《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写作，在台湾的21个月里先后撰写了9篇以鲁迅为主题的文章。在他的协助下，1946年11月出版的《台湾文化》第1卷第2期，还制作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该特辑除了许寿裳写的《鲁迅的精神》外，还有台湾本地文化人杨云萍的《记念鲁迅》、高歌翻译的《斯莱特莱记鲁迅》等作品及鲁迅手迹、遗影等，这是台湾首次系统地介绍鲁迅。蔡登山认为，作为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贫病的中国向国人宣传鲁迅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在台期间，他极力地宣扬鲁迅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又结集成《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发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如此，每当有人邀请许寿裳去做讲演时，他便必谈鲁迅精神，‘仿佛是为了介绍鲁迅先生而到台湾去似的’；而当人家劝他删去《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直斥国民党当局的段落时，他又大义凛然地拒绝：‘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黄英哲认为，‘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原只限少数知识分子的鲁迅读者，就这样逐渐扩散至各阶层。鲁迅之被接纳，许寿裳着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也丧失了他的生命，宣扬鲁迅就此戛然而止。不久，鲁迅的作品成为禁书，禁锢了将近40年之久。”

三种不同版本《鲁迅全集》

几乎同时在台推出

古远清认为鲁迅在台湾的命运转折发生在1982年，鲁迅之孙周令飞冲破大陆有关方面的禁令，不顾父亲周海婴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的威胁，为与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台湾人张纯华结婚而移居台湾，并在当地掀起了一股鲁迅热。“尽管也有人写文章说周令飞的行动是‘投奔光明’，但人们对这老一套的政治宣传已感到厌倦，学术界及广大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周令飞的特殊身份，因而许多人把周令飞与鲁迅联系在一起，鲁迅及其作品顷刻间成了热门话题。不少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乘此机会大写文章，出版商掀起了一股盗印鲁迅著作的热潮。”古远清说，《鲁迅全集》能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台湾书市上，是在解除戒严后的1988年8月，“新闻局出版处”允许1930年代大陆作品进口之后。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便推出了三套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而随着《鲁迅全集》全方位登陆台湾，鲁迅及周作人见报率特别高，评价也出乎预料的好。”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在从1989年8月到2008年10月的20年间，先后6次到台宣传鲁迅。他说，从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一度对引进或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品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三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几乎同时在台湾推出即为一例。台湾很多高校也定期安排学术讲座，内容包括五四新文学。”陈漱渝几乎在台湾所有名校都发表过关于鲁迅的讲演，还在台湾一些县市的社教馆、文化馆、中学乃至社区沙龙宣讲过鲁迅。

近些年，陈漱渝感到台湾的鲁迅研究似乎呈现出两个相反态势：“一是随着‘台独’势力的活跃，‘文化台独’的声浪也甚嚣尘上。从总体上看，台湾文化界、出版界呈现的是本土文化热，中国新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日趋边缘化，也没有出现像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这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大学者。另一个态势是台湾仍有几十位年轻的研究者以鲁迅研究作为他们硕士或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阔，代表了台湾鲁迅研究的希望与未来。”古远清也认为，本土化思潮席卷全台湾后的20世纪末直至现在，鲁迅研究跌入低谷，再也无研究专著出现，只有少数海外学者如黄英哲等人在支撑着这个领域的研究。

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力君关注的则是港台影视作品中的鲁迅形象及其变迁的历史，在她看来，1956年唐弢编写、黄佐临导演的文献纪录片《鲁迅生平》奠定了当代中国鲁迅传记片的基本框架。这种将鲁迅的生平经历与历史发展相关联的纪录片模式强调社会功能和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当代中国鲁迅传记片的母本。而20世纪90年代后港台鲁迅传记片却改变了此类定型的传统模式，更关注鲁迅意义的文化诠释，表现出明显的风情化倾向，比如对绍兴风土人情的细致描摹和诠释。“台湾的《作家身影·鲁迅》（台湾·春晖影业2001年）开启了港台传记片书写鲁迅形象的肇端，此后的《周氏三兄弟》（香港·凤凰周刊2001年）、《民国文人·鲁迅》（香港·凤凰卫视2006年）等鲁迅传记片都从港台文化立场和视角阐释鲁迅的文化价值，打开了审视和解读鲁迅世界新的文化空间，也带来了鲁迅形象的别样意味。”陈力君特别指出，港台鲁迅传记片《周氏三兄弟》和《民国文人》等片不仅展现了鲁迅的家庭生活，还引入了长期被鲁迅研究和传播遮蔽的朱安形象。“无疑，作为鲁迅妻子身份又只能作为影子出现在鲁迅生活中的这位旧时代女子的悲惨一生提供了极其复杂的鲁迅生活和心态，使得传记片的叙述评判变得异常纠结困窘。”这也是鲁迅在港台通过影像被认知和接受的特殊途径。

“鲁迅作为文化符号精神象征，在澳门占据重要位置”

和港台不同，鲁迅在澳门被接受的程度则跟内地差不多。“在澳门这块弹丸之地，鲁迅字迹被使用的比例可能是最高的。澳门人非常喜欢用鲁迅的字来书写校名、报头、社团名，全澳最大的报纸《澳门日报》、最好的中学濠江中学、最有名的文化社团中华教育会，甚至还有一些公司和中餐馆，都喜欢用鲁迅字迹。”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以随处可见的鲁迅字迹来说明鲁迅在这片土地广泛的影响力。资料证明，自上世纪50年代起，鲁迅的字迹在澳门就非常流行。

“自1950年代以来，鲁迅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在澳门占据重要位置。”朱寿桐指出澳门各种文化教育团体长期工作之一就是宣传研究和展览中华文化，而鲁迅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在澳门社团活动中经常是主角。比如2004年澳门就出现了规格很高的由企业家、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组成的有一百多人的‘鲁迅故乡访问团’，绍兴媒体为此刊出新闻《澳门也学习鲁迅》。”澳门还举行过三次大型的鲁迅生平事迹展，引起很大轰动，有时特首会亲自剪彩，而社会文化司司长则每次都会出席。“这说明，在澳门官方、民间团体和一般工商文化教育层面，鲁迅的影响和受欢迎程度都不输内地。”

朱寿桐认为这一现象根源于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英国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不同，葡萄牙人殖民时期从未对澳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同化，澳门人的文化归属感和政治归属感都很强。加之抗战后期，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主流精英全部转移到了澳门。“澳门虽然到1999年才回归，但因政治文化特别是社会心理，澳门与大陆并未疏离。”

为了参加这次研讨会，朱寿桐在澳门的两所大学和两所中学做了问卷调查，他发现虽然澳门青年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程度和内地青年学生差不多，但也表现出一些不同。比如问卷中有一个题目是“请说出你印象最深的鲁迅作品里的字句”，大多数学生写的是“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相当一部分写“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还有极少数写“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一看教育背景——都来自大陆。朱寿桐认为，尽管澳门政治文化归属感强，在中小学教育中鲁迅作品出现的篇幅和频率都和内地差不多，但因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澳门老师的讲授则纯粹从文学本身来解读。

“澳门具备一个‘单纯可爱的文化生态’接纳鲁迅，但在文化传承和教育方式上则与内地差异显著。”朱寿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