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出身科研人员，但身为香港大学校长，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认为，进行科研的同时，大学同样应该坚持考试教学之本位，以培养不同领域的人才为目标。

2002年9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长的徐立之，2005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

在徐立之看来，大学排名只是迎合家长之需要，每所大学均有其社会与社区价值，而究竟学校排名与地位如何，应该由学生来评定。

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重要人士，徐立之同样关注内地的大学教育。他谈到校长去行政化问题时说：“学校的校长需不需要一个行政等级上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在西方，教学和行政是分家的——就算本身是政治人物，但一到学校里，则把所有不相关的东西分清。“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徐立之。

一流大学要讲研究，也要讲教育

第一财经日报：近年来，内地不少大学希望跻身于国际高校排行榜前列，但大部分高校仍面临不少挑战，外界对教育实施改革之声颇大。身在香港地区，你怎么看中国大学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徐立之：你说到“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涉及一个定义问题：什么是“一流”？这个定义很广泛。有些一流大学是做研究的，而有一些是培育人才的。说到“世界一流”，大家就会提到大学排名，但这些排名往往是用研究成果去排，没有把教学的部分考虑进去。在美国，就有一些大学只是纯教学的，没有研究，或研究只占很少比重。但是，他们很出名。

我个人认为，大学在每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都很重要，它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所以教育是大学要重视的。但大学也有另外的作用，即知识创新及学术研究。

最后，评判一所大学好不好，学生自己的眼光是最重要的——学校做成什么样，学生自己最清楚。我认为，做世界一流大学要讲研究，也要讲教育，两个都很重要。

日报：香港地区集中了多所大学，竞争相当激烈，你对于港大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样的？

徐立之：我们自己定位是研究型大学。虽然刚开始时，香港地区整体的研究风气还不是很盛，但现在港大研究之风已经很好了。

港大成立之初，我们的先贤说，香港大学是为中国而立的，现在仍然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常跟同学说，将来做事、找工作，不应该只是在香港地区，应该在全国，要放眼世界。港大的学生，要可以在世界各地竞争才是好的学生。

日报：港大现在主要的挑战在哪里？

徐立之：人才。在国际会议里，如果常有我们的老师和教授被邀请做专题报道，那我们的学科可能就是世界承认的学科。我们有不少目前都是这样，但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如此，我希望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这样。

当然，成就也不是只是看论文的引用，也要看是否真的对社会有贡献。至于排名，我们从来没有看重。我们看的是老师成就在哪里，是不是得国际大奖，是不是在国际学术会议里面得到尊重和推崇。

第二就是缺资金。我们在香港研究资助局拿的钱还是最多的，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还很少，我还是需要替老师们去找钱。我在筹款方面得花很多工夫。比起欧美国家的研究经费，我们是较少的，有时候甚至比内地的高校还少。

日报：港大的教育经费主要是政府拨款吗？另外也靠校友捐款？

徐立之：校友捐款帮助很大，但是社会人士捐款更多。我们去年财政中，政府资助部分不到50%，其他都是自己找回来的钱。我们筹款回来的钱都是做研究用的。

日报：身为校长的你也要兼任去拉赞助的业务？

徐立之：对。不过资助我们的学术，帮助我们学生，筹款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每次讲这个事情都是宣传我们学校好的地方。我常常说，学校做得好，有成绩给大众看，资助大学的就真的很不少。今天还有人打电话进来告诉我赞助100万。我还在查这位是谁。

日报：他们一般不留名吗？

徐立之：有名。但也要查一下具体是谁。常常有人会直接把支票寄到办公室来。在“SARS”期间，有一个老婆婆拿了支票来学校捐钱，她连字都不会写。她说你们做得很好，今天她刚好爬到山上去做运动，顺便给我带支票。所以我们认为，学校在研究方面做得好，一定会有人支持。

政教应该分离

日报：港大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哪些事务上受到特区政府影响？在哪些方面拥有自主权？

徐立之：其实在香港，政府跟大学之间隔着一个大学拨款委员会，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政府的声音不会直接传到大学来。

大学的拨款通过上述委员会。但委员会里有不同的小组，分别审查学术和研究等领域，这些委员会成员由不同人士组成，有本地也有外地的学者，甚至还有外国专家，他们一起参与管理，看学校的素质。这个委员会每年要做评审，每三年做一次预算。没有政府官员直接干涉我们。

日报：你对校长这个身份是怎么理解的？

徐立之：以前在公务员架构里，香港的大学校长薪酬与相应的公务员等级挂钩，现在脱钩了。老师的薪酬跟公务员无关了。校长是不是需要一个行政上的等级或是公务员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

在西方，政教是分家的，学校的校长，就算本来是个政治人物，一到学校，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分开。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学校最重要的是学术的自由。老师要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们只是受同行的评审，任何学术都是被自己的同行评判。

日报：看来你个人比较支持校长去行政化这种做法？

徐立之：对。我想这是一个制度的改变，应该有一个过程。

日报：在香港高校，学生经常会挑战校方管理层，或是参与一些引发社会讨论的活动。你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在处理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什么体会？

徐立之：在港大，学校本身是不谈政治的。但是在学生和老师里面，（会）鼓励他们去讨论。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可以进行。

他们有什么需要协助，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解决。比如学生刚到校，离开家庭，压力很大。过往他们学习成绩很好，但一到大学，全部都是好学生，不再考第一了，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时需要的照顾就很多。

我们会替学生收会费，他们会有许多学生会组织，但完全独立，有很多不同的分会，谈论的事情也很不同。他们最主要就是要尊重法律，要尊重别人。

学生来校第一天上课时我们什么也不上，而是交流。请警方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员介绍，香港的环境如何，应该怎么适应环境，需要帮忙时要找谁等。

我们的学生有一些是非洲来的，有一些是美洲来的，有一些欧洲来的，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他们分享怎么度过在香港的生活或是艰难的日子也很有趣。

徐立之

●著名分子遗传学家

●1950年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系，于1972年获理学士学位

●1974年，中大硕士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并于1979年取得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田纳西州Oak Ridge国家实验室及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遗传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多年，任多伦多病童医院研究所遗传系主任及首席遗传学家

●1989年，领导研究发现了人体第七条染色体内的囊状纤维症基因缺陷，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遗传学界的权威地位

●2002年9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长，2005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