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论英雄：中国式慈善三重尴尬

“2010中国慈善排行榜”在京发布。陈光标因其慈善影响力获得“首善”称号；黄如论以去年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成龙、李连杰等明星也登上“2010中国明星慈善榜”。(《新京报》4月29日)

慈善是社会文明的象征，这已经成为我们发展慈善事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社会必须对陈光标、黄如论、成龙、李连杰等人士报以足够的敬意，并给予足够的褒扬。但是，笔者以为，慈善榜不能陷入“以数字论英雄”的陷阱，而这恰恰是当社会中国式慈善遭到的尴尬。

这不是说不应对“黄如论以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进行宣传和激励，而是说社会不能以捐赠数量的多少论英雄，不能忽视那些默默无闻的众多行动者。假如社会以数字来衡量慈善，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式慈善的第一层错位。事实上，慈善的真正力量和主体不是富翁，不是公司，相反是普通公众。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所有慈善捐款中，约有85%的捐款来自普通百姓，约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另有5%来自大型基金会。以1992年为例，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他们的捐款比例则为2.2%；而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捐出收入的5.2%。这是因为低收入的人更接近社会底层，更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因此笔者以为，在褒扬黄如论捐赠行为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那些普通公众的慈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普通公众的选择决定着我国慈善事业的明天。

面对“黄如论以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我们还要看到，我国慈善事业不如国外成熟、透明，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一些中国企业家低调、怕露富，不对外公布具体的捐赠额，缺乏一个“人人可慈善”的大气候。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国外的企业家行善，一般不会为露富担忧，我国则不行，露富成了一些富翁的心理负担。如一些企业家做慈善事业出名后，众多索捐、求助者纷纷以各种理由找上门来。更有富豪担心的是深层次的企业家原罪问题。据相关统计显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社会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这是中国式慈善的第二层次尴尬。

更要命的是，时下社会中，我们还要面临“善人难当”的困境。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网易掌门人丁磊个人为灾区捐了1000万元。为此，他曾犹豫了一天，令他担心的是，万一人家问起，如果真心想做好事，为何不用化名？捐1000万元是为了出风头还是斗气？为什么捐给外国，而不捐给受灾的中国人？以后国内遭遇灾情，你会捐多少……丁磊的疑虑，勾勒出中国慈善捐赠的社会环境。同时，慈善事业还面临手续烦琐等制度陷阱。这些都难以促使大众慈善意识的勃发，在笔者看来，是第三层次的尴尬。

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着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社会问题的多少，另一方面又反映这个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小。目前，慈善意识在我国尚未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距离全社会形成浓郁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也给慈善大使提供了很大的作为空间。就笔者的观点，只有当普通公众加入到慈善队伍而不是只有富豪们单独支撑慈善大厦，才是慈善事业最好的方向。因此，慈善榜“以数字论英雄”的中国式尴尬应得到重视。“2010中国慈善排行榜”在京发布。陈光标因其慈善影响力获得“首善”称号；黄如论以去年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成龙、李连杰等明星也登上“2010中国明星慈善榜”。(《新京报》4月29日)

慈善是社会文明的象征，这已经成为我们发展慈善事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社会必须对陈光标、黄如论、成龙、李连杰等人士报以足够的敬意，并给予足够的褒扬。但是，笔者以为，慈善榜不能陷入“以数字论英雄”的陷阱，而这恰恰是当社会中国式慈善遭到的尴尬。

这不是说不应对“黄如论以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进行宣传和激励，而是说社会不能以捐赠数量的多少论英雄，不能忽视那些默默无闻的众多行动者。假如社会以数字来衡量慈善，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式慈善的第一层错位。事实上，慈善的真正力量和主体不是富翁，不是公司，相反是普通公众。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所有慈善捐款中，约有85%的捐款来自普通百姓，约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另有5%来自大型基金会。以1992年为例，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他们的捐款比例则为2.2%；而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捐出收入的5.2%。这是因为低收入的人更接近社会底层，更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因此笔者以为，在褒扬黄如论捐赠行为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那些普通公众的慈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普通公众的选择决定着我国慈善事业的明天。

面对“黄如论以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我们还要看到，我国慈善事业不如国外成熟、透明，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一些中国企业家低调、怕露富，不对外公布具体的捐赠额，缺乏一个“人人可慈善”的大气候。也就是说，我国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国外的企业家行善，一般不会为露富担忧，我国则不行，露富成了一些富翁的心理负担。如一些企业家做慈善事业出名后，众多索捐、求助者纷纷以各种理由找上门来。更有富豪担心的是深层次的企业家原罪问题。据相关统计显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直接捐向某些社会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这是中国式慈善的第二层次尴尬。

更要命的是，时下社会中，我们还要面临“善人难当”的困境。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网易掌门人丁磊个人为灾区捐了1000万元。为此，他曾犹豫了一天，令他担心的是，万一人家问起，如果真心想做好事，为何不用化名？捐1000万元是为了出风头还是斗气？为什么捐给外国，而不捐给受灾的中国人？以后国内遭遇灾情，你会捐多少……丁磊的疑虑，勾勒出中国慈善捐赠的社会环境。同时，慈善事业还面临手续烦琐等制度陷阱。这些都难以促使大众慈善意识的勃发，在笔者看来，是第三层次的尴尬。

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着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社会问题的多少，另一方面又反映这个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小。目前，慈善意识在我国尚未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距离全社会形成浓郁的慈善意识和社会氛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也给慈善大使提供了很大的作为空间。就笔者的观点，只有当普通公众加入到慈善队伍而不是只有富豪们单独支撑慈善大厦，才是慈善事业最好的方向。因此，慈善榜“以数字论英雄”的中国式尴尬应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