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规模并没有因2008年～2009年间的农民工“返乡潮”结束而缩小，相反正呈现持续性增长、常态化存在以及多样性转化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绝非短时期的存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不应该局限于应时性的政策目标。

笔者所在的“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研究”课题组，在调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师，走访观察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对7个孩子长达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踪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应该通盘考虑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价值定位和政策效能，并仔细分析政策背后潜藏的制度基础，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深层影响，尽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实现制度重构。

农民工子女从二元划分悄然转向三类结构

据国务院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流动，社会结构、阶层、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全局角度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到近年来中东西部大范围跨省劳务输出趋势的变化。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具体情况是，跨省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30.11%，省内跨市占18.80%，市内跨县占12.83%，县内跨乡占38.25%。部分省份的流动儿童则是以省内流动为主，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省份，省内流动儿童比例占90%以上。

    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转化特征。其中，返乡再流动学生的持续增加即是这种“漂移”新趋势下的直接反映。“跨省流动——返乡——省域内流动”逐渐成为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重要模式。

其次，应该思考农民工“引返”抑或“促融”政策的价值选择及政策效能对农民工子女结构性变化的深刻影响。就整个农民工政策而言，是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城市，还是引导其返乡创业？这是农民工整体政策的核心价值选择。从这些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引返”抑或“促融”政策，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局，且摇摆不定。近年来，政策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总体性、高密度返乡创业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农民工随返子女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客观事实。

尽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效果尚需客观评估，但有几点事实必须予以注意：第一，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走在返回家乡的路上”；第二，一旦“引返”政策执行效果不力，将很有可能让这些带着返乡创业愿望，但又耗不起的农民工再次选择外出社会漂移；第三，带有“返乡印记”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已是客观事实，并且正在改变着农民工子女的整体结构。

在本课题组看来，传统的农民工子女二元划分(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已经向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返乡子女)悄然转变。

借此，笔者认为，面对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变化，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其顶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三类农民工子女在当前“社会漂移”中的类型转化以及带来的文化适应和制度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