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今日报道，由于教育资源发展跟不上人口扩张速度，郑州市市民遭遇入学“阵痛期”，有的小学一年级一个班不得不扩招到85人之多。郑州作为推行户籍改革的先行者，目前遭遇到的教育压力，正触及户籍改革成败关键所在，也即是户籍改革如何突破与福利捆绑的现实束缚，削平农民进城的社会资源门槛。

　　郑州的入学难问题其实并非新症兆。自2001年11月1日，郑州市发布户籍新政，打开入户通道之后，到2004年的三年间，郑州新增入户人口25.5万余人，新增人口占原市内7区常驻人口十分之一。大批新市民加入令郑州市区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压力骤增。其中，教育资源尤为紧张。到了2004年秋季开学时，郑州即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入学高峰。 2004年8月20日，郑州市公安局严令规范户籍办理程序，然而政策后续效应仍在发酵。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郑州市管城区参加小升初就近分配的有4550多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总人数近一半。由于制度设计有漏洞，还出现了外地务工人员超生子女和“假外来务工子女”占用教育资源的问题。为了解决资源不足的矛盾，郑州市已有跳跃式的教育用地规划，然而其见效或要等到2020年。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定居已不可逆转。一般而言，当劳动力日益成为稀缺要素，城市为了吸引和留住外来劳动力，就必然将进行包括户籍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上海从2009年开始，允许一部分持居住证符合条件的中高端人员转户籍，可谓特大城市户改的破冰之举。广东省今年6月开始铺开“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制度。重庆市日前推出的户改计划则更为大胆，准备通过“城乡统筹”在2020年前将该市户籍的1000万农民转为市民。

　　综观以上各地的户改实践，虽因地制宜各有差别，但其改革对象是一致的，也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现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相较于郑州市户改大门一开到底的改革方式，沪粤渝三地都在推进途径中设置了条件准入，或是对人员就业技能、缴纳社保等方面设置门槛，或是限制在本地户籍农转非，其目的就在于避免人口扩张超速，这都将转换为财政压力。以重庆为例，据测算2010年至2011年的两年间，重庆集中转户300万人，其总资金需求为2010亿元。其中，农民取得城镇居民身份需要1241亿元，包括就业、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投入。另外，农民退出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退出补偿还需资金769亿元。

　　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可从不同的动机出发，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沿海地区可以为了吸引和留住人力资源，中西部地区为了挖掘内需潜力，急于赶超的地区则为了打破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对于上述改革成本，改革推动者若不能找到买单人，户籍改革就无从谈起。从各地之前的具体实践及效果看，要么是门槛太高以致大多数农民工难以跨越；要么是未能实现进城农民享受与原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要么就是挤占有限资源激化供需矛盾。从削平社会资源门槛入手，逐步实现户籍与福利脱钩的公平分配格局，这才是户籍改革的长远目标所在。（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