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中国最难干的职业之一
引来施建军如此感慨的,是当天被媒体爆出的,重庆江津高考文科状元落档复旦事件。“复旦大学为了招收这个学生,签了协约,但因为该生的分数差了0.262116150分,就是不能录取。一个大学的校长,多招收一个学生的权力都没有,多么奇怪。在座的各位校长,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矛盾和问题?”
会上一位教育界人士很认可施建军的观点,对记者说,录取通知书是校长签字,毕业证书也是校长签字,但是招谁不招谁、能不能录取这个学生,校长说了不算。
施建军会上探讨的主要是高校办学自主权下放和自主招生高校的自主权力问题。他指出,现在的大学自主招生,没有大学的一点点自主权力。既然没有自主权力,自主招生意义就不大,劳民伤财,校长没有必要干这件事。“自主权在哪里呢?哪一个校长有权力?所以我们自主权讲得很好,但是落在何处呢?”
他说,国际化的背景下,怎样放开大学的自主管理,这是个重要问题。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取消教育领域非行政许可审批,切实落实和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我听了很高兴,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大学校长就好当多了。我们现在等待审批的项目有很多,还有很多不能做到的。”他说,比如,大学教授出国,也按照公务员的管理办法就不尽合理,是否可以放开呢?他建议,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大学的负面清单,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大学不能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事想做但是做不了,大学创新需要大学有自主权。
讲到科研经费结构问题,施建军认为这次大会讲到了大学科研经费使用“重物轻人”,是符合实情的。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科研经费里到底有多少是用于人力成本的,是不是做一个测算,给一个政策?让学校可以有一定比例的人力资本支出,激励和鼓励教授创新。现在大学的校长很郁闷,一些科研经费没有办法用于人力成本,有钱没法用,但科研又需要这项支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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