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招生，请你来监督

    7月15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科生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向公开征选的10名本科招生社会监督员和媒体代表展示了招生录取的调档、阅档、确定录取线、录取的流程，介绍通知书的印刷、发放过程。在开放日现场，记者看到，除涉及考生个人信息及录取工作阶段性保密信息外，人大对监督员们提出的问题均一一进行了解答。

    17日，人大还将组织一次“开放日”，对社会大众代表进行开放。目前，已有来自7个省市的12名公众代表申请，其中包括公务员、高二学生、高三考生和家长。除未完成录取省份的考生和家长不允许参加此次开放日活动外，其他所有申请的代表将全部获邀参加。

    这些社会监督员是如何选出来的，如何行使职责，开放日的效果怎样，能否推动高招工作的公平公开？记者一探究竟。

    “做监督员，是个良心活儿”，有着沉甸甸的责任

    为何请社会监督员来监督招生工作？人大监察处副处长石德才表示：“第一，想要消除公众认为本科招生工作神秘的印象，建立一个阳光录取的机制；第二，回应之前公众对于人大招生工作的关切。”

    据了解，社会监督员的公开征聘始于去年12月。今年4月22日，经过筛选，人大从提交申请的22位候选人中选择了10位，作为第一批人大本科录取社会监督员。监督员的选拔以自愿报名为主，并综合考虑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个人责任心以及相关背景。这批社会监督员，分别来自法律界、新闻界、教育界等领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并热心公益。他们可以直接向校方献计献策，也可以通过学校监察部门发表意见。同时，公众也可以通过他们，向学校提出意见或建议。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法律部高级研究员吴玲玲就是其中一员。对于这个新身份，她有自己的理解，也感到一丝沉重。

    “从4月22号开始，我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的社会监督员了，监督工作的期限是两年时间。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很慎重的事情，我深知这个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坚守一份追求，助推社会的公平正义。”吴玲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何通过最公平公正的方式，招收到优秀的学生，满足社会对于招生公平正义的期盼，是一门大学问。而监督机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监督员，有着沉甸甸的责任。做监督员，是个良心活儿。”吴玲玲说。

    “我们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活动”，监督招生信息公开

    社会监督员们的工作，在4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人大给每位监督员准备了一个工作手册，其中有一章为“2013—2014学年本科生招生重要工作时间表”，按时间顺序全面列举了自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学校所有重要招生活动的时间安排，由监督员自主选择参加。学校监察处和招生就业处还安排了专人跟监督员联系，只要有任何与本科招生相关的活动，都会提前通知，方便他们参与监督。

    “前段时间的‘圆梦计划’和台湾籍学生的入学录取面试，我都参加了。”吴玲玲告诉记者，“我们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活动。”

    5月份，吴玲玲以监督员身份向校方提出建议，表达了对个别校友介入招生环节容易产生问题的担忧。校方回应，“今年学校将首次试点邀请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招生组长参与到网上录取工作中来，一般工作人员乃至校友都不会直接参与录取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规避您所担忧的‘干扰’问题。”校方的这种及时回应，让她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监督员形同虚设、走过场”的担心。

    其实，吴玲玲的担忧，同样作为社会监督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曾表示过，“自受聘担任人大的社会监督员以来，校方安排了多次招生现场活动，邀请监督员参加，但我都没能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我一直怀疑参加学校安排好的现场招生活动，监督员究竟能监督什么。”他认为，“学校邀请监督员参加现场招生活动，这表明了接受社会监督的态度，但通过现场招生活动，很难看出什么问题。招生是很专业的教育事务，学校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如果监督人员去干涉学校的评价，结果可能是侵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因此，作为社会监督员，能监督的是学校是否严格按规定进行招生，以及参与自主招生的教授能否保持独立、进行自主评价，尤其是学校是否做到招生信息公开。”

    4月底，熊丙奇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对人大的招生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评估，在学校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保送生拟录取公示名单中发现特长生未公布专业等“瑕疵”，对此，熊丙奇给人大招办和监察部门发了提醒邮件，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校方回复。

    “监督员制度作用有限，还需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据了解，除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人大在规范招生制度和流程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在招生网上增设公开公示的专栏，第一时间在网上公示相关名单，同时还修订了新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信息公开公示办法》等制度和管理办法。

    此外，在新颁布的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管理办法中，其测试与录取的程序等规定更加具体和规范。如在艺术特长生考试中增加了初试环节和拉帘测试的要求，在高水平运动员专业测试中增加评委数，由3名增加至5名。

    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建立评委库，保证评委来源均有所不同，其中复试评委原则上需具备副教授以上职称，评委库人数不得少于评委需求数的1.5倍。自主招生复试的评委名单、体测评委名单等都由学校监察处从评委库中抽签产生，再报招生工作小组审定。

    在公示阶段，以早前结束的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预录取的资格生名单公示为例，比以前增加了考生的专业成绩及所享有的文化成绩优惠政策等信息，使公众对于这种特殊类招生的细节更加清楚。

    “招生权力的规范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尤其是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中国人民大学发言人表示，“一方面，要通过网上公示等方式，让公众更多、更及时地了解学校的招生信息和相关活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与公众互动的机制，让公众声音能及时传递到学校。只有做好‘开放’和‘聆听’，才能让社会监督落到实处。”

    对此，熊丙奇建议：“我国高校目前的招生决策机构普遍由校长（行政部门）牵头，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社会监督员制度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从根本上保障招生公平公正，还需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高校制度，在高校内部实行以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为核心的现代治理。”(赵婀娜 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