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兴蓉通过在深圳创办“私塾”，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幸福

　　每一位南下深圳的湖北籍教师，内心深处都藏着一段故事，不轻易和人说。在离开故乡学校那三尺讲台时，他们几乎都经历过内心的挣扎，旁人的不解、背井离乡的苦楚时时令他们煎熬，但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投入那匆匆南下的洪流，头也不回。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毅然决然离开故土，奔向远方？他们在那边过得好吗？

　　“癫师”寻得精神幸福

　　在钟祥，我的课常常设在小巷、古渡口、桥头、河畔，被视为“另类”。但在深圳的课堂，我可以带着孩子们自由地听歌德谈话，陪卢梭散步，且没人指责。

　　今年49岁的蔡兴蓉，在深圳从事“私塾”事业已有四年了。

　　早些年，蔡兴蓉在钟祥实验中学教书，一度被视为异类。他对学生说，如果真想学好语文，就请记住多读书，尽量少听或不听语文老师讲课。他可以面对刁钻的试题毅然撕掉试卷；他可以在课堂放大片播名曲；他的课常常设在小巷、古渡口、桥头、河畔……

　　这位钟祥著名的“癫师”，坚持不懈反对应试教育，一度成为教育界风云人物。但他推行的“实验”却一再受挫。

　　最终，蔡兴蓉的另类，让他失去了讲台。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谈到来深圳的初衷，蔡兴蓉这样说。从钟祥离职后，他来到武汉一所私塾打工，因不肯为应试考试屈膝，再次离职；在广东一私立学校当老师时，他看不惯学校的唯利是图，再度出走。

　　走投无路时，蔡兴蓉想到了深圳。2006年在武汉时，深圳的一名家长慕名找到他，说：“如果混不下去了，深圳欢迎你！”

　　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蔡兴蓉来到了这座多元城市。

　　“在深圳做家教的四年，我非常快乐。”在福田区莲花二村的一处民宅，蔡兴蓉开设了自己的私塾“悦读馆”，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湖北同行们，践行他的教育理念：“只教没用的东西。”

　　然而，正是这些“没用的东西”受到了深圳一些家长的追捧，他们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在这里博览群书……目前，蔡兴蓉的私塾已经有了50余名固定的学生，他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三四万元。

　　不过，蔡兴蓉更大的幸福感来自精神上的满足：“在我的课堂，我就是带着孩子们自由地听歌德谈话，陪卢梭散步。没人指责我说：‘怎么能这样做？’”

　　采访完蔡兴蓉，已近午夜，他的同乡、学生和家长还不愿意散去。凌张森是深圳实验学校初一学生，他说：“喜欢听他说话，光是听就觉得长见识。”他已跟着蔡兴蓉学习三年，每次学习后，他都忍不住写作文记录自己的感受。

　　“另起一行，完全不跟在学校的后面”——这是蔡兴蓉为自己深圳教育事业的定义。他的教学主要有三点：一是以博客写作为主，自由写作，他要求每个孩子每周写一篇博客；二是阅读，一半为传统经典，一半为西方人文；三是学习围棋，开拓思维。

　　“终于没有违背自己，内心可以鸟语花香。”蔡兴蓉说，在深圳，不少家长有国际教育背景，对中国教育有取舍，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反应试教育得到认可。

　　蔡兴蓉的收费在家庭教师中是收得较高的，但深圳的家长不缺钱。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国内的学校学习，他把孩子托给了蔡兴蓉……

　　家教的生活，让蔡兴蓉感悟颇多，他整理出家教的观察笔记，讲述了60多个孩子的真实的教育故事，探讨什么是好的教育，教师和家长如何面对这一代孩子。这本书名为《走在孩子的后面》，成为畅销书籍。

　　官员南下再做校长

　　如果说我离开黄冈有什么原因的话，可以说是我难舍的校长情结使然吧。相比三年的教委主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名校长。而且在这里，我不再为钱操心。

　　“如果说我离开黄冈有什么原因的话，可以说是我难舍的校长情结使然吧。”接受采访时，曹衍清这样解释他的“南下”。来深圳之前，他做了三年教委主任。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名校长，原因在于，他喜欢和教师、学生打交道，跟他们在一起觉得充实，从不厌倦。

　　当然，他来深圳也有一点“私心”，就是在内地从事20多年教育工作后，感觉有点倦怠，也想对沿海开放地区的教育工作有所体验。

　　时至今日，曹衍清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依然是：从黄冈到深圳，有什么不同？

　　曹衍清说得很坦白：相同之处在于，升学率与素质教育的矛盾是相同的。到哪里，社会和家长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标准都是升学率，素质教育举步维艰。

　　“不同之处在于，在内地当校长，要始终想两件事，一是钱，二是教育质量。在深圳做校长，想得比较多的是教育质量，怎样增强学校的影响力，一般不用为经费发愁。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深圳当校长好做一些。”曹衍清说。

　　但另一方面，在深圳当校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主导力要比在内地当校长弱一些，受到的干扰更多一些。曹衍清说，因为深圳大多数家长的文化层次都比较高，他们常常站在各自角度，对学校的教育发表意见，甚至会要求你校长应该这样或那样。这是在深圳做校长为难的一面。而他在黄冈中学做校长时，他说怎么做，从上到下都会同意他去那样做。

　　在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校长办公室，在显眼的位置上，深圳市颁发的“高考工作先进单位”金字牌匾，从2005年齐整地排列到2012年。高考升学率，仍是社会考核中学的关键指标。

　　收入差距诱人出走

　　主要是家乡的收入太低了，一个星期28课时，一个月只有2000元。女儿在读大学，老人身体也不好，要吃药，这点钱实在支持不下去。

　　46岁的陈丽来自黄冈一所普通高中，3年前来到深圳。

　　“主要是家乡的收入太低了，一个星期28课时，一个月只有2000元。女儿在读大学，老人身体也不好，要吃药，这点钱实在支持不下去。”思前想后，陈丽来到了深圳，由于没能考入公办学校，她便当起了一名英语家教。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问题，陈丽不会离开家乡，毕竟公办教师还是相对稳定的，而且自己的家人都在老家，她一人在深圳打拼，饱受相思之苦不说，还要经常为招生操心——“深圳的家庭教师太多太多，如果学生和家长觉得你教得不好，立马就可以把你换下。”

　　吴红兵原是沙市一所重点中学教师，2005年他来到深圳。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另一个原因就是职称评定，“根本不看你的能力，而是看你和校长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我退休了也评不上高级。”在和校长发生了激烈争执后，他选择了离开。

　　胡凯今年33岁，2007年从钟祥考到深圳一所公立学校，教了6年书。直到今年高考后，他才鼓足勇气再次从体制内走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和蔡兴蓉一样，胡凯上课不教授课内教材，不愿意把学生们调教成考试的机器，他鼓励学生大量读闲书……尽管学生们喜欢，但却多次被校领导警告。

　　胡凯觉得很难受，当年他就是因为不愿困死在应试教育中，不愿意看到学生们灵气十足的眼光在题海中渐渐黯然，而选择离开的。

　　又一次，胡凯选择了离开。如今，胡凯效仿蔡兴蓉的团队，打算开创自己的事业。他拿出自己这些年来的所有收入，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几个偌大的书架堆满了他精心挑选的书，在学生和家长中推广公益阅读是他的第一步设想。

　　“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墓志铭上是这样写的：此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违背良心兢兢业业地熬到终点……”胡凯说，这是他绝对不希望看到的。（楚天金报 文/特派记者赵莉发自深圳 图/特派记者刘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