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达的民主的法制健全的国家，时事评论人是不被重视的，而这个国家的民众也从不去关注时事评论人的言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定者和阐释者是政府应当并有能力自行处理的，不需要国民去关心，更不用时事评论人的审判和揣度。越发达越民主的国家，时事评论员的社会影响就越衰弱，地位也越下降。这也就难怪美国的一位法律经济学家说：在美国，这些人的地位和社会影响越来越衰落。

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变化，是媒体的透明度增大，言论也比以前自由了许多，时事评论员也开始兴起和繁盛。在各大网站里，新闻评论占据重要地位，小至百姓的起居，大到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设立，都能看到有针对时贬的评论员的阐述。他们或褒或贬，或嘲讽或抨击，或尖锐或委婉，他们针对时弊或言辞激烈，或慷慨激昂，他们用越来越响亮的声音，用他们的良知书写着对这个国家的爱和责任。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衰落的时事评论员在中国方兴未艾？我国处于发展阶段，国民的思想还没有像发达国家的民众一样成熟，他们急切需要能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解题答惑的人。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性问题，和国家制度在不同程度上的背离民众带来的影响。这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出现后，国民因为其自身的或因法律等的原因，或者是公共信息的不畅通，需要有良知的时事评论员来评判和审定，或为其代言。这时民众会把这些为他们代言的评论员当成包公或海瑞，他们在正常的有效途径找不到出路时，他们就更迫切的希望能有人为他们代言，为他们评理。

国家的制度和法规完善，国民的收入平衡，社会开始步入正常的民主和秩序时，国民也在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制下，公平公正的接受着国家应给予的权利时，这时就是时评人的没落。因为这时，他们不需要有代言人为其呐喊，为其高呼，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们有权力为自己说话，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争得权力和受益。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这时的评论员就不会再发出呐喊，发出谏言，他们会用理性的和平的安稳的评论，论述着国家的完善和民主。

时事评论家梁文道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也就是江山不幸诗家幸。时事评论员们的本着良心评论，他们为了社会的不平呐喊，他们希望自己的评论有一天会失效，他们更希望的是有一天，他们会无事可论，无事可评，那时的他们虽说是落寞的，但是他们会笑着走下评论的演讲台。因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评论员，他们的寂寞正是国家强大，社会繁盛，百姓安居的时候。（文/徐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