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新闻，尤其是当北大这样的国内知名高校牵涉其中时，总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此前，北大在率先进行自主招生、大类招生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改革时，都引发过公众的热议。

　　这一次，当北大11位教授的联名信和周其凤校长的回信公布在北大新闻网后，再一次引发热议。一些人质疑：在招生过程中增加申请和面试的环节，究竟有没有作用？能否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拔擢出真正优秀的生源？

　　更多人担忧，在本科招生频频爆出不公平的丑闻后，这次倡议的改革如果真正付诸实践，会不会又多出一条腐败的通道？而且，增加了面试环节，会不会对相对来说不那么见多识广的农村学生不利，从而使一流大学中本已处于弱势的农村生源进一步减少？

　　11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北大，对数位参与联名建言的教授进行采访，听他们详解写联名信的初衷及对改革目标的设想。

　　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

　　“我从2003年起开始参加招生工作，当时就觉得这个制度需要改革。”该信联名签署人之一的文东茅说。

　　身为北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文东茅认为，在当前本科招生体系下，唯分数取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用负责任的招生方法，“因为高考成绩一出来，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谁也没法指责你。北大推行改革，反而增加了学校的责任”。

　　“但唯分数取人不是高校招生，是统计成绩的机器在招生。”文东茅表示，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诟病的地方。

　　他认为，以简单的一两分之差作为判断录取的硬性尺度，而不考察学生的兴趣、志向、习惯等重要素质，是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最大的缺陷。“高考科目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知识是无限的，高考没法全方位考察。比如，有些同学对新闻感兴趣，它不考；对考古感兴趣，它不考；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它也不考；理科学生有对科技史感兴趣的，他们也不考历史……应该有另外的渠道给学生全面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文东茅说。

　　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文东茅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说，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高考制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选拔人才应该有更加多元的渠道。“我们觉得，30分以内，水平不一定会差很大。差50分是水平问题，但二三十分差别不大，有时候一道题就有二三十分。在这个分数段，大家学习能力差不多，但其他方面就考察不出来了。”

　　联名签署人之一、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联名信呼吁给予大陆的高等学校和广大考生以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

　　但在招生过程中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

　　文东茅告诉记者，本科招生面试并不是新事物，事实上，国外一流大学都这么做，香港高校也一直这么做，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也是这么做的，“这既然是世界著名大学通行的做法，那为什么大学本科不能做呢？”

　　对此，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也介绍说，入校前面试在国外高校很普遍，是本科招生的重要环节，有些高校甚至还委托学生所在地区的校友进行初步面试。

　　高松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以前，我国也实行过各个高校的自行招生。

　　文东茅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可以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应该在高考基础之上，有一个弥补措施，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而且，我们也希望引导他们在强调高考分数之外，还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同时指出，面试也是学生跟面试官、跟高校相互了解的过程，双方可以相互选择。

　　但文东茅强调，增加面试环节绝不意味着抛弃高考另搞一套。相反，这一改革是以高考为基础的，会充分承认高考的价值和作用。“一来高考确实有选拔功能，二来它是保持公平的基本门槛。”

　　张颐武也表示，他不认同现在有些人所持的“要把高考抛弃掉”的观点。“高考这道防线还是我们最宝贵的诚信资源，也是中国教育体制赖以运转的非常重要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考制度上面再用这种方式来选拔，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文东茅说，如果这项改革真正实行，进入面试圈的学生也顶多比原来低10分左右，不会低到20分，“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有可能进入复试圈”。

　　“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张颐武认为，这项改革不是很激进，而是“很温和的”，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什么都免谈。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应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

　　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

　　这一改革建议引来的最大的争议在于，有人担心改革付诸实践后可能会沦为腐败通道。

　　在北大未名BBS中，也不乏这样的议论。

　　“所谓增加高考面试比例，无非就是为有权有势的人上大学打开方便之门罢了。”网友coolpan称：“现行制度虽然有不少偶然性，但却是最能保护弱者利益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自主招生、面试之类的，无非就是能让那些有门路的孩子更光明正大地进入大学罢了。我们当然也可以很美好地梦想那些负责面试的老师们都会非常‘公正贤明’，不过这可能也是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方法了。”

　　网友aakitefly也认为：“目前一些地方监督不严，腐败丛生，恐怕这个面试太容易导致腐败。建议缓行。”

　　网友sagabill则以自己曾经参加面试的经历为例，认为“面试直接把一部分农村孩子拒之门外”。

　　在高松看来，改革最大的难点，是全社会对于该项改革公平公正性的担忧，他本人也不是没有担心。这一方面说明，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缺乏信心，但另一方面，公众的关注和担忧也是一面镜子，要求进行试点必须有完善的程序和制度来避免腐败的产生。对此，文东茅也表示，不能怕有腐败和不公平就不改革，“腐败问题不能指望教育能够完全克服，但是整个社会应该对北大有信心”。

　　他说，北大这么多年来，在自主招生、研究生考试方面是可信任的，没有出现大问题，有问题也是极个别现象，“每年招那么多人，面试成千上万人，都没有出现过特别大的问题”。

　　文东茅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即使想找关系，几百个老师不可能全都认识吧？”

　　同时，回避政策也是从制度上避免“走关系”的一大方法。“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绝不去湖南，必须到湖南之外的省去。”文东茅说。

　　张颐武也认为，通过制定周密完备的程序、增加公众监督、通过一个小组或委员会进行面试等方式可以有效规避腐败，“这样走后门、搞猫儿腻难度也非常大”。

　　对于农村学生可能处于劣势的担忧，文东茅表示，事实上，农村孩子在一流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状，恰恰是他们提出改革的出发点之一。

　　在他看来，现在农村孩子在名牌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本身。单凭高考成绩录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导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按分数从高到低排，我们没有任何可探讨的空间，如果改革，恰恰可以给我们一个探讨的空间。”

　　文东茅说，其实做过教师的都知道，农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个重点中学出来的孩子考621分，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反映出的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

　　他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后，要保障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基本措施无非两条，“第一给指标或比例，比如农村孩子原来占30%，现在增加到40%，而且是一个硬性的限制。第二，给农村孩子额外的加分渠道，这在国外也是常用的，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加分一样。但具体怎么做还没考虑成熟，需要进一步探讨”。

　　张颐武也认为改革后农村生源会更多。“这样的面试，首先得要有高考成绩做基础，比自主招生更有保障。面试也不会看才艺表演。”

　　对于偏远地区孩子的出行不便及路费等问题，他们也不认为是难题，“就现在的招生而言，事实上几乎所有进北大的本科生，在进学校之前我们招生的老师也都见过。对于贫困家庭孩子参加面试的路费，学校也可以考虑补偿，应该不会有问题。”

　　“状元争夺战”能否熄火

　　对于周其凤校长的回应，张颐武感到欣慰：“我觉得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线教师和学校在这点上有了共识。”

　　此前，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教授联名建言做出了回应，称11位教授所反映的问题，的确是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的重大问题，教授们的观点、思想和智慧对于推动北大招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招生办将在认真研究、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北大办学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稳步、审慎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共同推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但也有人好奇，难道以往的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此，高松表示，11位教授联名呼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改革，期望仍以现有的高考为重要基础，减少对基础教育的干扰。如果以“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招生试点，可以考虑取消目前采取的高考前的自主招生，以减少中学和考生的负担。保送和校长推荐的是非常少数的优秀学生，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渠道。但新的办法，如果经过试点证明其可行性和公平性，则可以广泛推行。

　　张颐武则希望，这项改革能够终结愈演愈烈的“状元争夺战”。

　　张颐武说，“抢状元”早就成了一种怪现象，高校看到有希望的苗子，都去游说这个苗子报本校，还向他许很多愿。为了抢生源，各个高校还层层加码，你出20万元，我出30万元，唯恐状元落到他校。而各类高考状元也个个待价而沽。“‘抢状元’现象于高校的风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高松也认为，有个别状元或高分考生，实际上被状元之名所累或所害，对于自身缺乏清醒和客观的认识，这不利于其健康全面发展。各个学校，明知状元并不能和最优秀画等号，但是为了宣传效应，竞相出价，也背离了教育的本意。

　　“我觉得应该避免这种趋向。”张颐武说，自主招生并没有扭转这种风气，如果采取在高考的基础上加面试，也许能实现这一目标。“香港有些高校就是这样，录取的不一定就是最高分，面试占很大的比例。我们比他们稳健，以高考成绩为主，辅以面试，但不见得最高分就能录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淡化社会对状元的过度关注，当然这种风气是很难克服的。”

　　文东茅希望，如果北大推行这一改革后，能有更多的高校加入进来。“像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这些学校，都应该积极地采取这些措施。如果只是北大一家去做，其影响和意义也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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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招办回应：（官方微博）

　　北大招生办：高考改革关系重大 将审慎地推进

　　周校长：

　　我们是一群长期关注并不同程度参与过招生工作的北京大学教师，怀着对北大的深厚感情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焦虑和期盼，向您和北大招生委员会写这封信。

　　我们都十分清楚，生源质量是决定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之一，高校招生录取的标准对基础教育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对整个教育系统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大学曾经在招生工作中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包括率先实行自主招生、大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等。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在选拔优秀学生、促进中学素质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局部改革措施所产生的作用有限。就整体上而言，目前我校实行的始终还是一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即只能依据高考分数做出录取与否的判断，并且被动地接受数量有限的高分考生的挑选，导致以高校主体质量需求为前提的主动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被动的根据分数划线后的“拉生”、“求生”活动，并由此埋下种种影响未来中学甚至大学素质教育的隐患。即使是在可以一定程度降分录取的“自主招生”和“校长实名推荐制”录取体制中，目前“分数线”也还是压倒性地超过面试成为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与途径。多年来，学校的招生工作队伍为选拔合适生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面对目前的高考模式和招生局面，他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困难，并且越来越受到唯一的分数线标准牵制而难以有所作为。

　　我们认为，高考作为一种长期实施、较成功和成熟的大规模考试，在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思维能力等方面，在对学生的智力、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进行分类分层区分上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不同区段的高考成绩确实可以作为不同高校招生的最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如果将其作为学校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以简单的一两分差别作为判断录取与否的硬性尺度，而不问学生的素质如何、专业理想如何、对于本校热爱与否等，这样的录取必然给以后的培养带来太多的困难。显然，“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是不符合我校人才选拔和创新型、引领型人才培养要求的，也难以全面体现教育公平和素质教育的整体要求。我们认为，至少在北大，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

　　人的素质具有多样性，包括品德、意志、体质、情感、兴趣、志向、习惯等在内的诸多重要素质都是高考难以有效考查的。“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必然会引发中小学教育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内容，而忽视其他素质培养的倾向。长此以往，民族素质将不堪设想。凡高水平的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办学目标，也都会在招生方面突出其办学特色要求。而在“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高校无法根据自身需求选拔学生，面对少数虽然分数高但不一定适合本校培养的学生无法淘汰，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自然难以凸显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水平。更有甚者，在这种体制下，各高校为了所谓“社会声誉”和生源分数线排名，招生工作不是各取所需、量才录用，而是演变为一场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比分数线高低，甚至比奖学金数额的混战；某些学生和家长凭借一纸高考分数条待价而沽，盲目追逐所谓热门专业，结果不仅会在招生工作中形成恶性循环的不良竞争，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人才培养的质量乃至社会风气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们对此十分忧虑。

　　北京大学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我校也明确提出了培养“各行各业引领型人才”的战略目标。学术科研、社会治理、实业经贸等不同行业对引领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不同；作为一所拥有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不同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招生要求也不尽相同。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在个性化、多样性人才培养体制和课程体系方面已经做出巨大努力并取得很大成效，这就使得实行个性化、多元化的学生选拔体制显得更加紧迫。

　　我们在教师岗位的长期实践也已经证明，尽管高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但在达到一定分数线区段水平之后，高考分数在进一步的人才筛选和区分方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在高考分数接近的学生群体中，综合素质，尤其是兴趣、抱负、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非智力因素，将是个人未来成长的重要因素。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北京大学应当进一步加大招生改革力度，率先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即在以中学学习情况和高考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的考察，以此综合决定对学生的录取与否，从而维系招生工作中高校的自主性，扩大高校教师在招生选拔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为了实现这一改革，学校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通过科学严谨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以确保公开公正公平的选拔原则，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其实，这种在笔试基础上进行面试招生的制度，是世界著名大学的普遍做法，在我国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中也有着长期的、成功的经验。因此，我们认为，北大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将这一成功体制引入到本科招生工作中来，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点之后，逐渐推广。

　　“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在全国高校招生方面也应该努力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因此我们认为，北大的招生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也适逢其时。

　　尊敬的周校长，我们深知您是一位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校长，盼望您能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推动这一或许具有突破性意义招生改革。

　　此致

　　敬礼！

　　致信人：

　　高松(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

　　陈十一(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

　　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叶沿林(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跃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剑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2010年11月5日[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