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岁月不惑，春秋正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带领全国人民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凯歌，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风雨四十年，改革在路上。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网策划推出“40年·改革印记”系列报道，用记者的视频、图片、文字，通过人民网、手机人民网、人民网法人微博、微信、人民视频APP等多个端口，为您讲述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改革印记”，在时光的记忆中传递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变。

深圳罗湖口岸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与纽带。 罗湖边检 供图

　　位于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是我国客流量第二大的旅客出入境陆路口岸。作为联结香港和内地的“第一口岸”，它也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与纽带。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深圳，打开改革开放大门的便是罗湖口岸。这个中国的“南大门”亲历了深圳从边陲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奇迹。四十年改革开放，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从“防”到“放”

　　出境越来越易

　　1950年，在杂草丛生的深圳河岸边，十几名边检战士用木板搭起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将“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深圳检查站”的牌子挂在了门框上。这就是罗湖口岸最初的样子。

　　小木屋的不远处，就是经历百年风雨的罗湖桥。鸦片战争后，随着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国强占强租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地区，罗湖桥便成为了“国界”。

　　罗湖桥长不足50米，由粗木搭成，桥上铺设铁轨，从广州往返香港红磡的火车由此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桥面正中间用“铁马”隔开，两头分别由中英军警把守。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爱国人士都曾经此回国。

　　50米距离近在咫尺，但受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影响，一般人要去河对岸的香港看一眼，却不那么容易。当时过关必须做到人人筛查，行李也要件件开包，每日出入仅数百人。

　　“改革开放前，我们边防检查以‘防’为主；如今，变为以‘放’为主。”陈滨退休前曾是深圳边检总站副巡视员，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后，罗湖口岸才开始真正热闹起来。

　　1984年，现任深圳湾边检站四队党总支部副书记的唐祥贵来到罗湖口岸工作时，破旧的小木屋已经改建成两层水泥房。由于入境人数多、验放速度慢，一楼的验放大厅总是黑压压一片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唐祥贵和同事们坐在木制的卡位上，在旅客的出入境证件上盖下一个又一个印章。“当时的印章是铁做的，大厅里尽是盖章声，噼里啪啦的，像放鞭炮一样。”

　　一开始，港人返乡必须填写“回乡介绍书”，后来改为使用“回乡证”，外国人则要填写一式三联的“入境卡”。在没有智能设备的年代，所有的查验都靠人工完成。回乡证厚厚一本，记录繁多，信息需要逐项核对，验放过程平均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碰上中秋节、春节，我们得从深夜三点开关，才能满足人们通关的需求。”唐祥贵说。

　　1986年，罗湖口岸新联检大楼启用。这座建筑主楼高12层，红白的墙、橙黄的瓦，将口岸、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等连为一体。2005年起，深圳边检总站启用自行研发的“旅客自助查验系统”，不仅大幅提高旅客通关效率，还节约场地和警力。同时，深圳边检总站全力打造文明窗口，出入境人员对该站的服务满意度一直保持在97%以上。罗湖口岸日均通关旅客人数，也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5万人次，上升到今天的23万人次。

　　“我很多年没有回来了。以前一踏上罗湖桥，两旁都是战士，一脸严肃，让人紧张；现在口岸的民警们脸上笑容满满，很亲切，让我真切感受到回家的感觉。”一名美籍华人旅客曾这样对深圳边检工作人员说。

　从“缺”到“足”

　　发展越来越快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物质匮乏，入境人员带的东西以生活日用品居多。那时港人回乡，人人都背一个大大的编织袋，里面装满旧衣服、旧鞋子，分给内地的亲戚。有时候给了这家，少了那家，亲戚之间还闹起矛盾。“有的人回港之前，连自己穿的衣服、鞋子都被扒个干净，只得赤膊过关。”现任深圳蛇口海关调研员的钟海仪回忆。

　　“打开旅客们的背包，就知道那时候国内缺什么。”钟海仪说，比起香港同胞，归国华侨的行李数量更多，体积也更庞大。行李卸下之后，统一装在一人高的大箩筐里，钟海仪就拿着螺丝刀、手电筒和剪刀，爬进箩筐进行查验。计算器、派克笔、雨伞、丝袜、塑料筷子……都是华侨回国最常携带的东西。

　　早年，进口产品税率很高。旅客入境时，必须对手表、相机等随身物品的品牌一一登记。如果出入境携带的东西有出入，就会被怀疑为走私。

　　在口岸工作35年的罗湖海关副关长杨晓燕介绍，在那个没有iPhone、iPad的年代，“水客”走私往往瞄准的是服装、计算器、电子表、电子元器件等内地没有的“新鲜玩意”。“我还在活青蛙、活鸡的肚子里查出过一卷卷的走私外币。”杨晓燕说。

　　随着人流一起进来的，不仅仅是各种新奇物件，还有发展急需的资金、信息、技术和产品。

　　1979年9月，世界500强企业百事可乐驻香港业务主管李文富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要来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进内地，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桥来谈判。

　　1981年，百事可乐和深圳正式签约，合作建起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李文富也被誉为“用自行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1988年5月，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从罗湖口岸入境，来深圳考察。就在那一年，他在深圳宝安区一片山洼里，建起在中国（除港澳台地区）的第一间工厂。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成为了流水线上的第一批产业工人。

　　“那时，不管外商、台商，还是来自各地的农民工，人人心里都有股劲，要加速干，加油干。”郭台铭说。30年过去，昔日的“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长为年收入近9000亿元、拥有120万员工的全球最大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

　　在蛇口海关处置科主任科员钟远蓉的印象中，正是1988年前后，外资企业开始渐渐多起来。钟远蓉从1983年到深圳海关工作，原先她所在的二线关，负责1000多家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到了1988年猛增到4000—5000家。1991—1995年，深圳全市工厂数量猛涨，有数万家之多。

　　钟远蓉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前来深圳办厂的企业办理海关备案、出入境货物报关及核销等，最忙碌的时候一天能做3000份报关单，装满数十个竹筐。“那时候没有电脑，做核销都是用计算器计算，再把数据记在小本本上。”她说。

　　改革开放初期，来深圳投资的企业，大多以“三来一补”为主，运进来的是布料、牛皮等制造原料，运出去的是服装、玩具等小商品。这就是最早的“中国制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深圳的经济也开始腾飞。深圳GDP从1979年的1.97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4万亿元。“现在我们出口的不是服装、玩具，而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技术含金量大大提高了。”这样的变化，让钟远蓉感到自豪。

　　如今，罗湖海关商品及货物进出更加便利化。罗湖海关上线“旅客智能分类过关系统”，采用人脸识别、CT行李检查机、太赫兹人体查验设备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查验。

　　今年5月起，深圳海关在全国率先实施“互联网+e证书”签证模式，不再签发纸质证单，实现货物通关全流程电子化，货物签证时间平均提速60%。

罗湖口岸周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伯良 摄

　　从“村”到“城”

　　生活越来越好

　　深圳的迅速崛起，是改革开放创造的奇迹。40年来，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湖村的村民，见证口岸的兴起，也亲历城市的繁荣。由于罗湖村有300多亩土地在对岸的香港，罗湖社区原居委会主任袁焕平从小就与父辈一道，牵着牛、扛着锄，从深圳河上的“耕作口”到对岸种田。农闲时节，他就在深圳河里捕鱼捞虾，赚些外快，每一道河湾的名字他都熟记在心。

　　往来种作，鸡犬相闻。这就是罗湖村人祖祖辈辈的生活。在袁焕平的记忆里，这种田园生活恬淡，却艰苦。小时候，袁焕平和小伙伴们时常爬上运载供港物资的火车，从货箱的空隙里掏出几个新鲜的梨和苹果，那都是平时吃不上的美味。

　　“我从河源来深圳参加工作时，一下车心里就凉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钟远蓉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筚路蓝缕，方兴未艾，许多地方都未开发，也没有几条像样的路。从罗湖到龙岗连公交车都没有，骑车要骑40分钟。来的当天晚上，她和宿舍的小姐妹们抱头痛哭。

　　对此，1984年退休后，随丈夫从上海寻根回到罗湖村的老党员王履端，也深有体会。那时，村民住在14块瓦片大的水泥房里，村里阴沟的水发黑发臭，蟑螂横行，老鼠足有一条小臂那么大。“住的房子门都是破的，街上到处都是黑黢黢的，路灯都没有。”这样艰苦的环境，一度让王履端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罗湖村的地界正处于口岸附近，是发展的黄金地带。1981年，由于发展需要，深圳市政府向罗湖村征收了1000亩土地，补偿3年的产值和1年的青苗费，共计450万元。罗湖社区居委会主任袁莲英还清晰记得，那年暑假，她帮母亲收割了最后一茬水稻，从此村民便“洗脚上田”告别了务农。

　　袁莲英说，以前村里有座山，叫作“大岭”，被夷平后建成了火车站和联检大楼。现在的火车站里，还有村民们极力保下的一棵老榕树，“那是村子的象征。”很快，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村子原来的土地上，盖起了知名的国贸大厦，成就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渐渐地，村里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袁莲英说，80年代初，邻居家从香港背回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一放学，我们这些孩子都挤到他家去看电视，吵闹声差点把房顶掀翻。那时只有一两个频道，但我们觉得什么节目都好看，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她说。因为靠近口岸，香港的糖果、衣服等新潮商品，村里总能第一时间用上。

　　凭借征地补偿，罗湖村盖起厂房，吸引许多港商来村里投资。通过出租物业，村民获得比务农高得多的回报。1990年开始，村里的瓦房翻新，村民住进两层小楼；2000年，村民又纷纷建起6层多高的楼房。如今，王履端每月能有上万元的租金收入，每年村民还有20000元左右的分红。

　　“现在的高楼一栋又一栋，起得多快。我做梦也想不到，深圳的变化会这样大。”86岁的王履端看着曾是鱼塘水田的罗湖联检大楼，不禁有些感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就像这口岸一样，越来越红火。我希望自己身体好一些，能看到‘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40年，弹指一挥间，罗湖口岸早已不再是“唯一一扇窗”，深圳口岸数量增加到9个，莲塘口岸开放在即；出入境人数从1978年的300余万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逾2.41亿人次，增长了80多倍；2017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2.8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值继续位列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实现25连冠……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