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大班额’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消除存量、抑制增量。”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委员认为，消除存量可以依靠优化结构，但抑制新增量，还得扩大教育资源供给。

　　据孙惠玲介绍，天津市治理“大班额”的一条经验是出台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将包括班额、教师队伍建设、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一体化等24个指标共100条评估要素纳入建设标准内，力求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大班额”难题。

　　农村人口持续涌入城镇，也是“大班额”现象的成因之一，如何平衡“停不下脚步”的城镇化进程和越来越饱和的城镇教育资源？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委员认为，“城镇应及时出台和调整相关政策，保证城镇的扩张与义务教育的承接能力协调一致”。他建议，完善城市教育设施配套建设土地划拨政策，制定将住宅配套建学校改建商品房的惩处措施，出台从土地出让金中预留教育建设经费的政策等，破解城市教育公共设施建设面临的政策瓶颈。

　　“‘大班额’只是表现形式，根子在于教育发展不均衡。”曾在四川省教育厅挂职副厅长的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委员认为，“盖房子容易，提高教师质量不容易。如何真正吸引优秀教师到需要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汪小帆建议，精准调研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对现有教师数量、流失情况及教师水平精准把握，从总体上提升师资队伍水平。同时，提高教师待遇，建议乡村贫困地区优秀教师待遇参照同省水平相当教师的现有最高标准。

　　“积极推进农村学校布局适度集中与办好农村小规模学校双管齐下，促进农村学校布局设置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通过与城市优质学校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等手段，切实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朱永新表示。

　　“大班额”问题还涉及人、地、钱等方方面面，消除“大班额”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各地政府也需配合打出“组合拳”。

　　朱永新建议，由教育部牵头，协同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等部门，共同研究全局性、前瞻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布局规划和实施方案，紧密结合本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预测人口和教育需求发展趋势；将学校布局规划与地方行政区划、市政发展规划等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同时，学校布局规划及调整应优先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于上学便利的需求，兼顾各方利益主体的合理诉求。

　　《中国教育报》2018年03月1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