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资管新规主要针对各类资管产品的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加以规范，银信业务的监管规定主要规范银行和信托之间的通道业务链条，大额风险暴露新规要求银行投资资管产品和ABS等要穿透底层债务人授信，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则专门针对将“委托贷款”业务作为通道的做法加以规范。以此来看，银信合作、委托贷款等通道业务的主要形式，都已被纳入监管范畴。

监管如此严格，并对通道业务形成合围之势，也是形势所迫。一般来说，凡是能够让银行转换表内外资产的途径、平台都是通道业务，包括券商、保险、信托、PE、投行等各种现存或者将来会出现的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都可能成为“通道”。通道业务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能使银行腾出信贷规模，从而继续发放贷款或者保证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

近年来，随着投资者需求日益多元化，资产跨市场、跨品种配置的需求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开展一些业务合作，由此产生的通道业务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此过程中，部分资管机构逐步将其演变成为影子银行产品的通道，商业银行资金借助各类通道追逐高收益资产，规避监管，加剧了资金空转，拉长了资金链条，助长了资金“脱实向虚”的势头，成为房地产行业、过剩产能领域、地方融资平台等的“救命稻草”，并绕过了监管部门对信贷投向的限制，恶化了银行信贷结构，加剧了金融体系风险。

正因如此，通道业务遭全面围堵，也属题中应有之义。监管部门在对通道业务形成合围的基础上，还需细化和强化监管措施，继续实施穿透式监管，适当提高通道费用，进一步压缩违规通道业务生存空间。通道业务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紧密相连，随着非标回归贷款以及非标转标，作为受托方的银行应摆脱对“通道”的依赖，继续发挥资金主渠道优势，加大同其他机构的投资合作。作为通道方的资产管理机构，则应发挥主动管理能力，壮大投研队伍，强化风控举措，发展主动管理型产品，回归资产管理业务本源。（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孟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