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徽章知冷暖

这是我收藏的一枚小巧玲珑的圆形铜质“教师”徽章，它的直径为1.94厘米，厚度0.16厘米，重2.1克，比如今流通的5角硬币（直径20毫米）形状还要小，实不多见。该徽章的正面用松树绿作为底色，上书醒目的阳文篆体“教师”二字，字的下方则是一个阿拉伯数字“2”，绿底色外围是深红色的圆环，红绿相衬，相得益彰。红绿之间用镀铬间隔，颇有层次感。徽章背面大面积镀铬，隐约可见两个数字“1”。遗憾的是，两面部分镀铬脱落，露出氧化的铜底，尤其是背面的别针，锈蚀严重，不能别到衣服上了。

这枚徽章是父亲偶然发现并保留下来的。上世纪60年代，高中毕业的父亲由于身材小，体力弱，不能胜任生产队的体力活，便申请代课教书，当上了“孩子王”。然而，代课挣来的工分太少，爷爷托人让父亲进了农具厂。一天，父亲去翻砂车间找东西，无意间看到从乡下搜集来炼铜的一大堆铜钱和徽章，对教书恋恋不舍的父亲发现了这枚写有“教师”字样的徽章，心底那份深藏的情怀忽被触动，于是悄悄拾起并保存了下来。直到20年前我毕业从教，父亲将它放到我的手心，还不忘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话来勉励我：“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经我们镇上一位退休的外地籍教师鉴定，这是民国初年的产物，因为他早年就在上海见到过。

据了解，民国初期百废待兴，教育经费拮据，中小学教师工资沿袭旧时私塾先生的聘用办法，以钟点计时，各地待遇也不统一。到1915年，教育部《高等小学校令》依然规定：“高等小学校教员之俸额，由县知事依照教育总长所规定之标准定之。”

几年以后，北洋政府仿效西方，废除钟点制改为月薪制。1917年教育部的《小学教员俸给规程》就详细规定了各类教员月俸：校长及正教员月薪8至60元，专科教员6至40元，助教员4至22元。以上海为例，当时的一元购买力是10至18斤大米，或5至6斤肉，可见当时教师生活还是不错的。

然而，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物价一度疯长，到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米价已是抗战开始时的十万多倍，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已是连口都不能糊了。

这样的情况在民国末年，各地都有。据《成都市志·教育志》记载：“民国三十七年1月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教职工月薪，所长陆秀实支240元（基数51）。”这里的“元”是指1935年起由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法币元。而依照当时50公斤大米1468750法币元的价格，该所长的月薪只够买8.17克大米。

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和平方显弥足珍贵。又是一个教师节来临，手捧这枚民国教师徽章，一种身为新中国教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