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得2014年济宁的炎炎夏日，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倒映着一个粉红色倩影——那是表姐。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便是一大家子的喜事，表姐慷慨地把她最爱的行李箱送给了我，地上堆积着亲戚送的礼物。这也许是我迈入人生新阶段的第一次尝试。

晚餐时分，我向父母宣布，作为一个准大学生，我即将成年，不需父母收拾行李。这个决定得到父亲的肯定，可母亲却不相信我这个小孩可以完成庞杂的“搬家”任务。

我望着书架上的书，是我从小学到高中一本本在附近书店淘来的。其中不乏《百年孤独》《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世界名著，也有《白夜行》《侦探伽利略》等推理书籍，当然还有张小娴式的青春文学。我郑重地向所有的书道了别，感谢它们陪我度过人生的第一个18年。最后，我选了《我们仨》《挪威的森林》《世说新语》及两本《古文观止》带走。

看到行李箱里四分之一都是书的时候，母亲十分生气。明明有很多日用品要带，我竟然装了这么多书。“平时去哪儿都要带着乱七八糟的书，也没见你什么时候看过！”不论母亲怎么气恼，我就是不肯将书移出行李。这场书与日用品的冲突，逐渐演变为我“听话与否”的矛盾。冷战一直持续着，母亲虽然不和我说话，却依旧默默帮我准备着其他行李。那时的我，很渴望母亲问我一句为什么，但时至今日，她从未提及。

父母送我到济南机场的时候，行李不出意料超重了。我手忙脚乱地将箱子拉到一边，三人为行李又起争执。书和被褥，总有一样要取出来。我与母亲，总有一人要妥协。父亲以为还是应尊重我的决定，被子可以去武汉再买，或者邮寄至武昌。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一家人却为此在机场折腾。最后，父母达成一致，行李属于我，应由我做主。

在机场穿梭的人流中，我有些尴尬地看着自己的行李箱，想起了母亲的背影。因书而冷战的那个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母亲房间的门缝泛着灯光，棉花占据了床的大半。母亲弯着腰，一针一针，认真缝着被罩。一边往里套，一边和在看书的父亲闲话两句。也许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着一个朱自清的《背影》。

我默默将《古文观止》《世说新语》从行李箱里拿出来，交给母亲。母亲却替我把书装了回去，魔术般地变出一个编织袋。表示如不嫌弃，提上飞机，一切解决。

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了解他的一切，尊重他的想法，包容他的个性。这一箱的冲突，不仅教会我何谓独立，更教会我何谓爱人。白驹过隙，那本《我们仨》依旧躺在大学宿舍的书架上，每次重读杨绛先生的文章，皆有不同感受，也难免想起那一箱冲突和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