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论文的过招最激烈

　　“师生的共有成果”，往往体现为论文，而这也是师生矛盾的一大焦点。

　　首先，论文署名权常常让师生间心生芥蒂。

　　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大部分高校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至少一篇。而按照目前通行的规定，只有导师有投稿权，即老师通过自己在期刊上注册的账号投递、发表出的论文才会被学校认可，如果是学生以自己的名义投论文，即便能成功发表，也不会被学校承认。而且，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在学术圈内的名誉——因为他破坏了默认的规则。

　　由老师当通讯作者、写论文的学生当第一作者，成了很多师生约定俗成的做法。通讯作者，通常是实验项目的负责人，提供实验设备、药品和资金；第一作者，是对论文贡献最大的人，一般是实验的直接操作者。

　　但也有老师会同时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如果老师对学生的指导不多，就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在一些学术论坛上，关于导师在论文上署名的吐槽，屡见不鲜。

　　学生为了能如期毕业，希望尽早发论文，而有的导师则期待学生继续深入研究，“攒着发个大的”，于是冲突就来了。

　　王桓在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读博时，王桓做出的实验数据已经足够发表论文，但是导师要求他在某个方向再做探索。他按照老师的设想又做了两个多月的实验，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最后只好按照原先的数据发表了论文。

　　“这其实有一定的赌博性质。”王桓说，如果老师判断准确，论文的档次能提高很多；如果判断失误，就只能白费工夫。但对科研来说，判断的准确率并没有保证，既要看老师的水平，也要靠运气。

　　面对“赶快发论文毕业”与“攒着发个大的”的冲突，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陶梅霞认为，如果学生还打算继续做科研，导师可以用科研精神来说服学生；但如果学生不同意，导师也只能尊重学生的意愿。

　　而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否达到毕业要求，则是一些研究生与导师矛盾激化的根源。季珊说，研究生们在一起聊天时，会有人抱怨自己的导师“太有原则”——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能够毕业了，但因为达不到导师的实验室标准，学生只好推迟毕业。

　　在陶梅霞看来，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她认为，导师带学生，就像树立一个品牌，“我得为我的品牌质量把好关”。如果带出的学生质量高，也会形成良性循环。

　　陶梅霞强调说，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论文数量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学生只发表了一篇质量非常高的论文，也会准许毕业。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事实上，论文问题也带给导师们极大压力。

　　陶梅霞曾带过一个博士生，这个学生已经读了4年，但论文甚至还没达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预答辩的标准。陶梅霞认为其“学术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建议学生延迟毕业、继续做实验。不料，这个学生跑到她办公室里哭闹，还以跳楼相威胁。无奈之下，陶梅霞组织教授委员会为这位学生进行预答辩，结果“五六个评委老师也认为学术水平还不够”。后来学生服气了，延后了半年毕业。

　　“你是来做学术的，如果只要到老师办公室里哭闹、只要凑够4年就能毕业，这个学位就不值钱了。”陶梅霞说，如果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外审时的得分在该学院排在后10%，学生甚至可能需要延迟一年才能答辩。

　　类似的事情不少导师都经历过。有的导师怕学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让学生毕业拿学位；有的导师实在无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动手帮学生改论文，甚至重写。

　　而经历了“跳楼”事件后，陶梅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时更加谨慎。

　　导师和学生是一个共同体

　　虽然认为学生和导师之间有明争暗斗，但王桓也表示，多数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很多导师和研究生感情深厚。

　　王桓自己读硕士期间的导师就给了他很大自主权，让他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让他觉得“读研很开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关注高等教育领域多年。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更像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只带一两个学生，师生之间关系紧密。

　　而自90年代以来，导师带学生做项目、给学生酬劳的现象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师要求学生做项目、给钱又很少，就容易引发师生矛盾。这种现象在理工科更为常见，人文学科因为项目较少，师生之间的经济利益关联相对较少，关系也较为单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师说，如今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之所以矛盾多、摩擦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生不断扩招，一个导师有时一届就要招十几名学生，“现在研究生培养就像工厂流水线制造产品，师生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能不产生矛盾吗？”

　　“师生其实是一个共同体。”陶梅霞说，导师和学生需要相互扶持，才能彼此受益。

　　而作为学生，季珊对导师的期待很简单：“只希望导师能尽快回复邮件，不要总是再发短信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