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梅霞曾带过一个博士生，这个学生已经读了4年，但论文甚至还没达到上海交大博士生预答辩的标准。陶梅霞认为其“学术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建议学生延迟毕业、继续做实验。不料，这个学生跑到她办公室里哭闹，还以跳楼相威胁。无奈之下，陶梅霞组织教授委员会为这位学生进行预答辩，结果“五六个评委老师也认为学术水平还不够”。后来学生服气了，延后了半年毕业。

　　“你是来做学术的，如果只要到老师办公室里哭闹、只要凑够4年就能毕业，这个学位就不值钱了。”陶梅霞说，如果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外审时的得分在该学院排在后10%，学生甚至可能需要延迟一年才能答辩。

　　类似的事情不少导师都经历过。有的导师怕学生出事，不得不降低要求，“放水”让学生毕业拿学位；有的导师实在无奈，只好一遍遍自己动手帮学生改论文，甚至重写。

　　而经历了“跳楼”事件后，陶梅霞能做的，就是在招生时更加谨慎。

　　导师和学生是一个共同体

　　虽然认为学生和导师之间有明争暗斗，但王桓也表示，多数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很多导师和研究生感情深厚。

　　王桓自己读硕士期间的导师就给了他很大自主权，让他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这让他觉得“读研很开心”。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关注高等教育领域多年。他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更像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老师只带一两个学生，师生之间关系紧密。

　　而自90年代以来，导师带学生做项目、给学生酬劳的现象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理工科。如果老师要求学生做项目、给钱又很少，就容易引发师生矛盾。这种现象在理工科更为常见，人文学科因为项目较少，师生之间的经济利益关联相对较少，关系也较为单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师说，如今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之所以矛盾多、摩擦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生不断扩招，一个导师有时一届就要招十几名学生，“现在研究生培养就像工厂流水线制造产品，师生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能不产生矛盾吗？”

　　“师生其实是一个共同体。”陶梅霞说，导师和学生需要相互扶持，才能彼此受益。

　　而作为学生，季珊对导师的期待很简单：“只希望导师能尽快回复邮件，不要总是再发短信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