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网讯 在上海书展上，一批女性作家的新作引起了读者们的关注。这批作品题材多元，生活细部体察和私人情感描摹都在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境中勾勒完成。有学者认为，女性写作从厨房到历史，从家庭走向社会，标志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步出闺阁。

　　女性写作的三重变奏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写作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性别特征并不鲜明。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所说：“80年代初，女作家并不以‘女性’群体的面目出现。在读者和批评家看来，女作家的创作与男作家并无明显差别。她们同样参与了对‘伤痕’‘反思’‘寻根’等文学潮流的营造，一起被称为‘朦胧诗人’或‘知青作家’。女作家的创作，并没有刻意追求与‘女性’身份相适应的独特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开始偏离主流话语，“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作为新异之物出现。一批女性作家以鲜明的性别意识，大胆袒露原本属于禁忌的自我体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指出，最初这批作品是很受追捧的，但不久之后，读者和评论家们发现，它们过于突出女性隐秘经验和内心感受的书写，而刻意剥离附加在其身上的社会、文化乃至道德的内涵，使女性写作陷入了狭窄的天地。

　　进入21世纪，女性写作出现了新的变奏，女作家们逐渐从“个人抒写”走向社会现实。她们不仅看取生活的视野开阔、视点下沉，而且普遍关切喧嚣现实背后人们的心理与精神境况，许多作品在人的心绪与时代情绪的探悉与把握上，更见深度与力度。以网络写手起家的一批80后作家，具有开放性和人文情怀的写作姿态也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与大历史紧密结合

　　本次亮相书展的大多数女作家作品，都与社会现实和大历史紧密结合。比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巨变以及置身其中人们的情感，成为不少女作家关注的焦点。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通过丢弃弟弟、寻找弟弟这样一个寻人的过程，由一桩看似极其个人化的家庭事件，逐渐抖露出有关当下乡土社会看似合理实则悖理，看似正常实则异常，看似温情其实绝情的种种复杂而混沌的景象。孙慧芬的《后上塘书》，由刘杰夫的叙述、冤魂的悲鸣和4封来信这3个视角的交替转换，经由亦虚亦实，亦明亦暗的杂拌式叙事，不仅揭示出乡村变异带来的巨大震荡，而且揭示出人们精神状态的悸动与不安，以及身与心都处于悬空与漂移状态的困境与窘态。迟子建的长篇《群山之巅》将笔锋重投向北地的农村：一个叫龙盏的小镇上，一群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巅寻找各自命运出路的故事。这部作品，迟子建写了5年，她说她想表达这样的主题：每一个卑微的灵魂都有梦想，在纷繁芜杂的世界寻求精彩。

　　王安忆的长篇《天香》虽然不是新作，但在书展上依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部作品中，王安忆首次涉及明清题材，以清雅而富情趣的细腻语言，描绘了明代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景，关注了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同时试图从源头来梳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来源。严歌苓的最新作品《床畔》虽然是爱情题材，讲述了一位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位英雄铁道兵以及一位军医之间的故事，但作家传递的是爱情背后关于信仰与信念、纯粹与奉献的主题。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