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叶林指出，查审分离从制度结构上解决了稽查部门有可能出现的“一手托两家”的问题，其亮点在于稽查与处罚部门建立起了一个内部制约的机制。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委员张子学介绍，从国内看，证监会查审分离制度引领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方向；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证券执法无论“力”还是“量”上均不逊于国际同行，一些方面的执法成效甚至超过了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

　　尽管如此，在事中事后监管逐步加强的背景下，伴随市场创新、新型案例不断出现，行政处罚委正面临诸多挑战。

　　虚拟复杂且公众直接参与度极高的新兴市场、种类繁多且手段不断翻新的违法行为、高智商且面临巨大利益诱惑的违法群体，这是张子学眼中证券行政执法面临的特殊环境。

　　叶林认为，今年以后行政执法的工作任务将更重。一方面，行政许可部分逐步减少、方式逐步改变，发行审核、重组、牌照发放等事先管理的部分在削弱，打击违法的事中事后监管部分会加强。另一方面，新型案例不断出现，对处罚效率要求更高，在证券立法和民事基本法中需要对证券领域的行政执法予以体现，未来处罚委的工作量和难度会增加。

　　确实，由于市场主体的商业原动力，创新正以不可挡的趋势袭来。叶林指出，在行政执法的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创新技术还是交易模型问题，处理起来都比较困难，因为在基本法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条款，在中国市场中存在试错的可能性和本土化的需求，他建议，对市场创新力量应该“礼让”。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汤欣指出，市场是创新、动态、发展的，而证券法作为静态立法具有天然局限性。在合法与违法的模糊边界处，需要行政处罚委这种专业机构去界定。而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委没有与所在机构整体独立，还不能做出完全独立的裁决，正因为如此，中国证券市场讨论到行政处罚，要更强调在证监会和处罚委员会之外的制衡审查机制，尤其是来自法院的司法审查。

　　对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张子学强调，要分情况看待，市场新型违法手段和行为，有的主观有恶意，有的没恶意，有的行为必须通过完善法律解决，有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通过正确、合理解释适用现行法条，基于具体案件事实，逐一甄别，通过个案突破解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案例积累、案例指导与案例警示。

　　基于对上述情况的考虑，张子学介绍，下一步行政执法要努力解决四大问题：其一，从《证券法》修改、《期货法》立法层面尽快消解行政处罚上的立法空白、立法倒挂、立法断层；其二，作为证券执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现行《行政处罚法》是1996年通过实施的，从未修改，司法解释也较少，执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亟待明确的具体难题，如立案仅是证监会的内部程序还是行政处罚必经的外部程序、如何确定起算追究时效的“发现”时点、如何认定与追究共同行政违法、如何区分单位违法与个人违法、能否考虑引入行政处罚第三人制度等等，建议尽快启动《行政处罚法》的修改；其三，关注、应对市场发展创新中的新问题，如HOMS系统、场外配资、高频交易中的高频申撤等；其四，理性看待、积极应对行政诉讼，行政处罚必须随时准备接受司法审查，证券监管机构要拥抱司法审查，同时，也应看到，国际上无论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在证券监管上司法权对行政权是保持尊重的，尤其在事实认定与专业技术问题上，司法审查较多地依赖监管部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