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在2月4日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简称《方案》)，广东省的广州、东莞、惠州和深圳市光明新区被列入试点范围。其中，东莞将试点虎门镇和长安镇撤镇设市，赋予两市县级管理权限，但不配齐四套班子，不设街道办。广州在未来5年将累计解决约150万存量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惠州则设计了一系列覆盖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政策内容，到2020年要实现不少于50万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入户城镇。深圳光明新区的改革更为新锐，《方案》提出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常住人口同时，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参与城市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新型行政区管理体制更加完善，精简高效的政府运行模式比较成熟。

　　此一轮新型城镇化的试点，涉及全国62个城市(镇)，主要的改革任务在于五点：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三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四是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五是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来看，上述五点目标都是围绕着城市化本身来进行，无论是解决城市化的成本，还是提升政府运作的效率，抑或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附属问题，改革本身赋予了地方更多的探索权限，并最终导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以广州为例，按照官方统计，2013年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为1293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85.3%，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51.4%。按照改革方案，2015-2020年，广州市需要解决150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其成本约需1490.7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成本约为9.9万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88%左右，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达到70%左右。5年时间，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提高了不到3个百分点，但户籍人口的比例需要提升近20个百分点。

　　作为超大型城市，留住外来务工人员，而不是忽视他们的社会福利，这是广州试点的主要目标。相较之下，行政级别远低于广州的东莞虎门、长安这样的镇改市，模式上又有不同。由于镇一级的行政架构已经无法管理超过60万规模的人口，所以第一要务是必须先做出行政级别改革。撤镇改市，将会让虎门、长安两地的政府获得更大的权限，并获得更多的税收返点，这对于理顺公共服务秩序、扩大公共服务范围，都有直接的利好影响。根据方案，到2020年，东莞户籍人口的城市化比例将从目前的11.7%上升到23.5%。在外来人口和户籍人口严重倒挂的东莞，上述改革恐怕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深圳光明新区、惠州的试点改革与上述两个试点略有不同，广州和东莞最终要消化的是跨省、跨市的外地人口的市民化，而光明新区和惠州则主要试点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工作。当然，二者相比，深圳的情况亦有所不同，在基层政府的架构设计上，光明新区将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编制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和监管清单；开展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实施扁平化管理。

　　从管理走向服务，从管理走向治理，这是各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角色转换。广州相对宽松的入户政策，东莞的撤镇改市，以及惠州、深圳的试点改革，最终完成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市民化；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乃至政府与市民关系的调整，都是这一轮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