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企业化改制和去行政化，是从出版社各级领导身份的转换和蜕变开始的。一夜之间，很多出版社管理者不再是原来中央部委、地方部门所属的厅局级、县处级干部，没有了行政级别，当“官”的优越感就没了。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出版社相关负责人，了解他们在出版社企业化过程中的感受和心态变化。

　　原“正处级”总编管着“正厅级”出版社：“去行政化之后，上下级以及部门之间完全像一家人”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许久文现在是一位“北漂”。2013年11月，许久文单位所属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军北京，参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下面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融资重组，占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70%，成为了真正的大股东，许久文被派驻到新成立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虽然是董事长的身份，初来北京的他租面积不大的房子住，上班主要是坐公交车、挤地铁、打车。单位里有一辆给原来的领导配备的车是1997年的，已经很旧了，他基本上也没有用过，更没有专门的司机。

　　“出版社改制以前有3种级别，正厅、副厅、正处，全国各地还不一样。部委出版社多是正厅级的，华中地区的许多出版社是处级的。以前我们到各地开会，级别高的出版社，领导排名都要求在名单前面，去行政化以后，没有这么一说了，就是按惯例排列，大家都是做出版的。”许久文说，他原来所在的出版社是正处级，目前集团派驻他主管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尽管以前负资产不少，但原来的行政级别是厅级(中央部委一般称为“司局级”，地方称为“厅局级”)，让他来对接，在公司化运营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级别上就不对等。另外，去行政化之后，上下级以及部门之间完全像一家人，行文、汇报、选题完全是企业化操作，不是上级命令下级执行，而是上级为下级提供服务。“我们有一个项目部，主要的内容就是申请国家一些专门设立的出版基金，这个部的负责人在社里上下跑，没有一点颐指气使的味道，而是希望服务编辑，大家劲儿往一处使，把企业做好。”

　　许久文2013年年底来北京工作，对这快4个月的时间，他说：“辛苦，但感觉很顺畅。”

　　经过企业化改造后，许久文目前所在的出版社用人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是正式员工，通过考试面试进来的；还有一种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挖过来的，这个是领导特批的，工资和待遇要高于企业职工的平均水平；还有一种是临时性质的员工，属于非固定身份员工，比如某个部门掏钱聘请的校对、编辑等。还有最简单的，请外脑来进行编辑，但不算是企业员工，编辑部或者项目部直接与其发生经济关系。“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出版社一切包打包唱就会跟不上形势。”比如，社里一个部门组稿做《爸爸去哪儿了》这套图书的时候，没有太长时间的选题论证会，主要是部门定，部门的自主权很大，社里不干预，但需要社里在宣传、媒体合作、资金方面进行整合的话，社里会积极配合，提供帮助。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官。我们现在摆正了身份，就是做乙方，原来是作者为了出书请我们吃饭，现在为了拿下好的选题，我们要反过来请作者吃饭。”许久文告诉记者。

　　从事出版工作近20年，在他看来，虽然出版社和经营者的身份都转变了，但是行业里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这让作为乙方的出版社叫苦不迭。比如，几乎所有的出版传媒集团都是靠工具书和教材教辅赚钱，纯市场的一般图书，看上去很畅销，但由于投入在宣传、高额版税以及发行方面的费用很高，所以其实不赚钱；新华书店的发行体制有很多弊病，拿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来说，居然还有2003年的书款没有从新华书店追回来，而且书店是无理由退货，无限期付款，因此出版社需要不断向里投入，收益回报周期太长，长期理不顺畅；有些出版商，为了打榜推销产品，可以到网站回购几万册图书，通过资金运作的方式捧红作者和书，而一些真正有品质的编辑用心做的书却得不到市场的认同和读者的追捧。

　　“对于我们来说，身份是转变了，但出版业像一辆超负荷的火车还在缓慢前行，这套系统不转变不变动，我们的日子也很艰难。”许久文说。

　　教育部原“正司局级”社长到地方受冷遇：“这些所谓的受屈辱，实际上是社会回归正常的必然”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的名片上有了新的头衔：语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5年来，王旭明经历了从官员到事业单位一把手，再到转企成为老板的“历程”，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冷暖自知。

　　尽管身上有名人的光环，但由于是企业的一把手，他也需要到各地出差推销社里的教材产品。一次，他到某地区，很想见某位负责人，但对方接电话后，很礼貌地把他推到了某处长那里，“请处长亲自督办”，没想到处长又把他推给了某科员，科员态度也不冷不热。

　　下属与科员多次联系后，遭到婉拒，“我们改天再说，再约时间吧。”

　　王旭明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我们风尘仆仆地专程前去，竟然从厅长到处长到科员都不见，那是内心流泪的感觉，等了3天，还见不到想见的人。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朝一日，我当了大官，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你们，只能做如此的安慰了。”

　　这样的事情，王旭明经历了不止一次。更常见的情况是，人家勉强出来了，脸上又挂着不屑和轻视的表情。他不仅暗自垂泪，还暗自攥拳。

　　“我现在说这些事是理智的，但是在具体场景中是纠结的。”王旭明说。“但是在纠结中，我成长了，有一种再次回到年轻时候的感觉。这些所谓的受屈辱，实际上是社会回归正常的必然，只不过是我经历了这个振荡期。”

　　“去行政化的路很难，一定要走，只有走这条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和更多领域、部门才能发展，比如学会、协会，这些单位，不和政府脱钩，就发挥不出作用，就变成了小机关。比如，某食品出了问题，协会出来辟谣；某药品不好，协会出来说没问题。这就从协会变成了帮会，就可怕了。去行政化的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

　　王旭明说，去行政化之所以难，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行政力量很强大的国家，在一些不该有行政色彩的单位，比如大学、出版社，行政色彩都很强。去行政化是大方向，但是做起来很难，去行政化的道路可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

　　谈及自己5年来的心路历程，王旭明感慨颇多。他说：“我2008年7月18日到语文出版社，到现在5年多时间，可能是有生以来变化最多、最大、最快的5年。我来的时候，这里是事业单位，我当时升任事业单位一把手，从一个政府官员到事业单位一把手，这个转变已经够大的了，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国家不拨款，我还要考虑经济利益，我当过老师，当过记者，当过政府官员，从业经历只谈益，不管利，那时既谈利又谈益。那种转变，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巨大，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慢慢适应了。”

　　“我刚完成转变的时候，又有一个大的转变，出版社要变成企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了文化体制改革，所有出版社在限定时间内转变成企业，对我的震撼就更大了，我从政府部门到事业单位，还能改变，现在事业单位变成企业，待遇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我是官员，我和社会不沾边，单位变成企业之后，要走社保大病统筹，原来我看病全额报销，现在我要用社保，标明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我原来退休是单位管，事业单位也由事业单位管，现在是社会管，劳保局管，万一企业破产了，我要接受社会救济，这个转变太大了。”

　　王旭明坦言：“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影响很多事情，比如社会评价的变化，过去我是官员，现在身份有焦虑，感觉是‘四不像’，不像官员、不像企业家、不像学者、不像事业单位的人。实话说，我觉得中国老百姓，虽然仇官，但官一出来还是有几分尊官，虽然仇富，但见到富人还会觉得自己矮几分。我们转企业后，人家不敬也不尊。最尴尬的是，我由过去‘人求我’变成‘我求人’，有时感觉内心流着泪，脸上堆满笑。”

　　尽管如此，也有很多地方的官员念及旧情，对王旭明和他单位的同事很热情。比如去年他带着社里的人到西部某省寻求合作，教育厅原来的领导升任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但听说王旭明率出版社同事来访，丝毫没有推脱之意，组织了教育厅和新闻出版局的负责人出来座谈，了解情况。

　　“以前，作为教育官员下去，至少有相应级别的人接待、谈事情，现在完全是人情。转企之后，到各地后，我的任务是推销、促销、转销、展销，是卖产品的，我就要摆正位置，有官员陪，是我的造化和缘分。我个人认为，人家不陪是对的，正常的，你是一个做企业的为什么陪你？对于客户，我要热心服务，人家对我冷，我要热，人家热，我要更热，我为这出版社100多号人的生计打拼，为了生计陪笑、陪吃、陪醉、陪聊，但陪得值，这是责任心，是职业修养，是做人的本分。”

　　是否还希望回部委做官？对此，王旭明摇摇头。“几年下来，我觉得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和尝试都很值得。社会的变化总要有人付出，有人做铺路石和献身者。现在回头看，这5年，党和政府在学校、出版领域去行政化，走企业化发展的路子，这样的改革是正确的，尽管现在才刚刚开始，还在各种阵痛中。”

　　副团职军转干部变身出版人的蜕变：“以前，我考虑的是书的品质，现在，拿到一部书稿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卖多少册”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五事业部主任张立红现在的身份是北京智奕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据记者了解，清华大学出版社下面原有十几家事业部，目前在公司化转制的过程中全部转变为有独立法人身份的子公司，出版社相关领导以董事的身份参与监管和重大项目审批，而一些日常的出版工作下放到子公司，甚至由编辑直接来拍板决定。

　　“出版社去行政化首先是内部的去行政化。”张立红原来是军人，是从副团职身份转业到出版社工作的。多年在部队的工作生涯让她对于由上到下的这套管理体制，早已经很习惯，但是到出版社工作之后，面对的压力是创造效益。张立红第一个工作单位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她做的一本书出版之后，没有经过特别的媒体宣传和包装，只是在一些网站的论坛上发了些帖子，就迅速被企业界接受，成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此书一举让张立红在出版界走红，成为图书金牌策划人。

　　现在，自己手下有了公司，张立红更多的是做管理，自己亲自编辑的书少了，但出版的图书她自己能拍板，遇到个别有争议的书，她鼓励编辑直接找社长去商量和论证。“在部队和机关里面，越级汇报是大忌，但在这里，我鼓励编辑有些拿不准的也可以和社长交流。因为更多的责任在编辑手中，更多的压力也在他们那里。”张立红说。

　　由于各个事业部都有码洋的额度，而她所在的事业部不出版教材和教辅，全部靠畅销书来挣码洋，出版和销售的压力更大。“为了便于核算，我们一本书设立一个账号。以前，我考虑的是书的品质，现在，拿到一部书稿首先考虑的是能够卖多少册，这种想法真让我痛苦。”

　　张立红告诉记者，尽管去行政化和转制让她担子更重了，自己负担十几个人的开支，自己找办公地点，但目前也没有完全与出版社“脱离”，挣钱多余部分该怎么分，没有完成额度怎么惩罚，都在探索当中。记者 桂杰 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