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民族主义 情绪化地矮化元、清两朝钱穆早年致力于考据学，受顾颉刚的赏识和提携，后为学界接纳。随着中日冲突升级，国家陷入危难，钱穆抛弃考据学，另立门户，宣扬保守史观。他在代表作《国史大纲》中处处宣扬汉族政权优越论，满是感情色彩地阐述对本国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据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版）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批评钱穆这种情绪化史观：“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厚”。（据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说得准确些，这是对汉文化的自恋，而对蒙、满两族政治文化较为排斥，属狭隘的民族主义范畴。这一观念贯穿钱穆一生的研究与著述中。

    翻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会发现，秦、隋、元三朝是缺位的。秦朝持续15年，隋朝持续38年，略去不讲可以理解，但元朝持续了109年，制度上并非没有改变，如创立行省制。钱穆先生只在讨论清代政治时，用一页篇幅略论元代，而分析的语言多有贬抑色彩。

    钱穆写道：“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之下之所有措施，便不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参照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用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所谓制度就是指一组规则体系。蒙、满的政权形式并非无规则可考，说其是法术不是制度，较为牵强。

    元史学者李则芬在《近人考据亦多草率》中，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元史方面，李认为钱穆太过疏漏。李则芬认为，元代并非如钱穆所说，皇帝不懂汉文，国家文治一塌糊涂。事实上，忽必烈精通儒学，曾亲自考儒生的书法与背诵。忽必烈以下的诸皇帝、王子也都有名师指导汉学教育。如，仁宗师从姚枢、窦默等；成宗师从李谦、董文用等；武宗师从李孟等；仁宗师从李孟等；英宗师从王集、柯久思等；明宗师从吴直方等。（据李则芬《近人考据亦多草率》，收入《史学入门的警惕》，台湾黎明文化1993年版）

    元代的社会并非黑暗专制一笔抹杀，李则芬甚至认为，“元代不但不是一个黑暗时代，毋宁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小康时期”，元代注重教育，学风沿袭宋朝，形成了“务实学，不尚空谈”的风气，元代的经书著述，私人文集与小说、戏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明代的很多学术成果多抄袭元代。（李则芬：《明人歪曲了元代历史》，收入《文史杂考》，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

    从钱穆矮化元、清两朝的历史可以看出，不难看出他在国家危亡时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中，略去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谈，单纯从学术的角度讲，钱穆的治学有失客观、严谨。
《国史大纲》中元朝历史所占比重较小，行文更为情绪化。如：“故元之诸帝，多不习汉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无人通文墨者。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对于元代行中书省的创立，钱穆先生批评道：“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