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当红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日前接受预防性的双侧乳腺切除术，以降低罹患乳腺癌的风险。

    看上去，那只是3份再普通不过的血液样本。它们被盛在透明的试管里，上方顶着深蓝色的盖子。

    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分子生物学室，这3份血样刚刚踏上一趟“旅程”。旅途中，它们自身携带的“密码”将被层层解开。在到达“终点”时，它们得“交代”：血样提供者的一种特定基因，是否存在异常。

    触发这趟旅程的，是一位远在美国的女性。不久前，这个名叫安吉丽娜·朱莉的好莱坞著名影星被查出家族性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缺陷。经过医生评估，她未来患上乳腺癌的几率高达87%。

    朱莉选择采取预防性措施——切除双侧乳腺。手术完成后，她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

   “我选择公开，是希望其她女性能从我的经历中获益。”朱莉写道。全球性的关注和讨论随即而来。

    很多人为她闻名世界影坛的美丽曲线而叹息，但人们更倾向于赞赏她的勇敢。

    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波及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为朱莉提供基因检测的生物公司股价一度飙升，创下4年内新高。

    当与朱莉情况类似的中国女性得知，北京协和医院也能完成同样的基因检测时，她们立即展开了行动。

    “受试者数量明显增加，还有不少前来寻求合作的医院。”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而在那条娱乐版和医疗版都争相挂上头条的新闻之前，这项检测服务则鲜有人问津。

    BRCA1/2突变基因携带者70岁前发生乳腺癌的几率高达80%，患卵巢癌几率也达到35%到40%

    如果不是因为看到朱莉的故事， 25岁的王晓月从未因母亲的离去而担心过自己的身体。当这个习惯早晨在被窝里刷微博的姑娘无意中看到那条新闻时，“惊得掀开被子一骨碌坐起来”。

“我妈是因为乳腺癌去世的。”王晓月说，“我从不知道这个也可能遗传！”

    在经历了与卵巢癌长达10年的抗争后，2007年，朱莉的母亲去世。这位奥斯卡奖得主常常向自己的孩子解释那种带走外婆的疾病，直到有一天，孩子们问她：“妈妈，你也会因为那种病离开我们吗？”

    由于具有“卵巢癌家族史”，医生为朱莉进行了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她的BRCA1基因存在缺陷。这意味着，她未来患上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几率很高。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谭先杰介绍，1990年，美国研究者发现了一种直接与遗传性乳腺癌有关的基因，缩写为BRCA1。1994年，另一种与乳腺癌有关的基因被发现，名为BRCA2。这两种基因分别位于第17和第13号染色体上，很多情况下，原本并不相干的它们被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BRCA1/2。

    如果分开来看，BRCA1的功能主要是维持基因组稳定性，BRCA2则具有细胞生长、染色体重构、DNA损伤修复等功能。它们同时具有抑制恶性肿瘤发生的能力，又都对遗传性乳腺癌具有很强的易感性。一旦它们发生突变，很可能与肿瘤发病相关，其中最为显著的，是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

    研究表明，在乳腺癌高发家族中，BRCA1/2基因的突变率为45%，而在乳腺癌与卵巢癌均为高发的家族中，BRCA1／2的突变率高达90%。

    这两种基因突变都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并不是所有突变基因携带者都会患癌。

    早在朱莉公开手术两周以前，关注BRCA基因检测多年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就在网络中发表了一篇科普文章：如果某个女性，其一级亲属或二级亲属中有患卵巢癌或者50岁以下的乳腺癌，那么她最好能进行“BRCA1／2”的基因检测。

    这是因为，BRCA1/2突变基因携带者70岁前发生乳腺癌的几率高达80%，患卵巢癌几率也达到35%到40%，个体间存在差异。

    对朱莉而言，她被医生告知，未来患上乳腺癌的几率高达87%。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全球乳腺癌发病率。37岁的朱莉决定“先发制人”，手术切除了双侧乳腺。这就消灭了乳腺癌存在的根基，并将患病的几率降至5%。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主任医师卫燕看来，正是朱莉的“明星”身份和她大胆公布隐私的举动引发了这场对乳房和卵巢的关注。

    “即使在美国，她也算是走得靠前的。”卫燕表示，“亚洲女性则相对保守”。在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之前，这位女影星超前的做法已经引起不少女性的效仿。

    “这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从我们出生起就埋下了。”王晓月说，她佩服朱莉的选择，更想立即接受BRCA基因检测，“早点把炸弹挖出来”。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分子生物学室就已经将BRCA检测应用于临床。看到朱莉的新闻，拥有十几万“粉丝”的龚晓明马上发了一条微博，将这个消息告知公众。

    BRCA突变阳性并不一定会导致乳腺癌和卵巢癌，而BRCA正常的女性，也不一定不会患病

    此后一周，龚晓明和同事都在门诊遇到过朱莉引来的咨询者。他忍不住发短信给检验科的同事：“做好BRCA检测加量的准备吧！”

    “从前平均每月做3例，现在两天就来了3例。”刘晨表示。作为分子生物学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正着手将新增的两份血样进行分析。

    5月20日，4毫升外周静脉血从受试者身上抽取出来，放入离心机。10分钟后，淡黄色的血浆上浮，深红色的血细胞沉底。

    刘晨从冰箱中取出已经分层的血样。他趴在无菌操作台前，为每份血样选取了6个小试管，再用移液器抽取定量的血浆和血细胞，注入其中：5个装有血浆的试管用于测试和备份，一个装有血细胞的试管被留存下来。

    通过试剂和离心，检测人员能将血浆中的DNA提取出来。据介绍，这些DNA呈片断状，如同一串项链，散落成一堆珍珠。而接下来的工作，则像是从大量珍珠中找出特定的两颗，观察它们的性质。

    “这是检测技术的核心所在。” 分子生物学室窦亚玲医生说。这个环节需要用到一种荧光染料，通过荧光信息的变化进行分析。目前，北京协和医院使用的试剂均来自中国本土的生物制药公司。

    比起朱莉做检测花费3000美元，协和的定价是3000元人民币。窦亚玲解释说，虽然价格低很多，但准确度并不打折。

    “我们的检测是非常严密的。”这位教授着重强调。试剂和DNA的混合物被装入特制的小管，送进荧光定量PCR仪器中。小管的盖子是透明的，荧光会从上面透出来，被仪器感知。

    这台约21吋电视机大小的仪器连接着电脑，一个半小时后，它停止运行，电脑屏幕上则会自动显示出测试结果：红色和蓝色的小方块用来区分BRCA基因是否异常。

    有时，血样们的“旅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对于那些检测出BRCA突变阳性的基因，需要进行复查。

    即便如此，这项检测还是会存在10％～20%的误差。这是一个由“假阳性”和“假阴性”共同构成的地带——有的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其实BRCA并没有发生突变；有的显示阴性，其实是突变并未检测出来。更重要的是，BRCA突变阳性并不一定会导致乳腺癌和卵巢癌，而BRCA正常的女性，也不一定不会患病。

    “凡事没有绝对。”窦亚玲教授说，“BRCA也是动态变化的，既需要其他检测手段的辅助，也需要定期再次检测。”
  
    显然，朱莉想一口吞下定心丸。

    对自己的身体，不关注和关注过度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在经过了复杂的乳腺切除和乳房重建手术后，朱莉又表示，自己还有50%－56%的几率患上卵巢癌，下一步将会摘除卵巢。

    这看似对自己极度残忍的预防性治疗有着深厚的医学根基。此前，世界著名医疗机构美国马约诊所和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都表明，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术和预防性双侧卵巢切除术对于降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作用非常明显。

    “切除术之后的乳房重建和卵巢切除后的激素替代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龚晓明表示，预防性卵巢切除有通行的国际规范，应当按照规范进行。

    卫燕则对这种“乳腺切除术”保留意见。“所谓几率就是一个统计学意义的数字。”她表示，她乐于尊重每个人选择医疗方式的权利，但同时作为女人和医生，她觉得朱莉的选择，“有一点儿过了”。

    在这位专门从事乳腺癌防治工作的女医生看来，查出携带BRCA基因突变阳性，同时又有家族病史的女性，除了预防性切除，还有其他选择。她们可以每年坚持对乳房进行检查，包括医生触摸和B超。40岁以后，可以再加上专门针对乳腺的钼靶X线检测。

    “比起切除，这些预防性的检查对女性几乎没有伤害。”卫燕说，“我们应该追求，用最小的代价拿到最确切的诊断证据之后，再开始有针对性的治疗。”

    根据统计，全球每年有50万女性死于乳腺癌，90%以上是散发性的，与遗传、与BRCA基因没有关系。卫燕说，她认为每一项医学技术的应用都应该考虑到更多的层面，不仅仅是追求发现和治疗，更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承受能力。

    但在龚晓明看来，10%不可小觑。对于BRCA检测，他已经“追”了好多年。当他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最终将这项技术用于临床时，他还着实高兴了一下：“在中国我们也能看到不少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家系，有办法检测比放任病人的担心强。”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适当地采取预防性治疗？《时代周刊》在盛赞朱莉的勇敢之余，没忘记提醒公众，切勿盲目跟风。美国有线新闻网也在网站上挂出专家的“警告”。

    “朱莉属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高风险人群。”龚晓明表示，“这根本不是过度医疗。”

    卫燕则担心BRCA检测结果会给受试者带来压力，“携带突变基因的人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难道都得切除乳腺吗？” 在中国，这场关乎女性健康的“安吉丽娜效应”从网络蔓延到民间和医学界。“如果朱莉勇敢公开隐私的目的是让我们更重视自己的身体，那她成功了。”王晓月说。她正在筹划一次北京之行，“去协和把检查做了”。

    在卫燕所在的北大肿瘤医院，BRCA的检测研究已经进行了六七年，但还没有被用于临床。卫燕坦言，如果一个咨询者执意要做这项检测，在现有的条件下，院方能够满足。但她会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都告诉咨询者：包括心理压力、经济负担和家人的担忧。

    “对自己的身体，不关注和关注过度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她说。

    在上周末飞回北京的航班上，龚晓明翻看着一本杂志。从不关心娱乐新闻的他仔细阅读了一篇介绍安吉丽娜·朱莉的文章。

    “我原来不大了解她。”这位医生感慨，“但她做的事很有公益性，真的令人敬佩。”

     眼下，在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分子生物学室的冰箱里，两份样本还在继续“旅程”。不久之后，它们各自携带的基因密码将被破译。而对它们的提供者来说，新的人生挑战可能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