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来自四川省达州市公安交警支队的“抗震救灾突击队”队员在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新民村6组义务帮助受灾村民重建房屋。近日，驻扎在地震灾区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的达州市公安交警支队“抗震救灾突击队”，组织近50名民警，走进田间地头协助震区受灾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新华社发（邓良奎 摄）

    5月11日，在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光荣村4组，“抗震救灾突击队”队员在育秧田里义务帮助71岁空巢老人高文秀（中）移栽水稻秧苗。新华社发（邓良奎 摄）

　　防灾：居安思危，时时恪守“安全红线”

　　５月８日，记者再次走进芦山地震后的宝兴中学，教学楼墙壁上分布着许多裂缝。令人欣慰的是，专家鉴定认为这所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学校主体框架并无问题。

　　宝兴中学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公共建筑的一个缩影。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介绍，芦山地震后，全国近４００名专家对雅安全市８个区县全部城镇公共建筑进行了安全性应急评估。结果显示，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办公楼主体结构良好。

　　在重灾区芦山县、宝兴县和天全县，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公共建筑中，９６．２％可使用或维修加固后使用，严重破坏的只占３．８％。形成对比的是，汶川地震前修建的公共建筑，严重破坏的占到了３９．６％。“这些重建的公共建筑质量和抗震设防能力经受住了大震考验。”何健说。

　　五年前，汶川大地震对我国的防灾减灾能力敲响了警钟。从那时起，我国在建筑设防、应急演练等方面的安全意识大幅提高。

　　４月１８日，四川省举行了为期两日的地震救援演练，涉及成都、乐山、雅安等地。两天后，芦山地震发生了。尽管通讯一度中断，外援难以迅速到达，但演练的内容立即派上了用场，灾区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自救。

　　五年来，类似演练四川每年都要举办多次。记者在一段监控视频看到，芦山地震发生时，雅安市名山区第一中学３０００多名学生在老师组织下，有序撤出教室，显然训练有素，师生无一伤亡。

　　但是，令人忧虑的现象依然存在。芦山地震造成雅安灾区大量城镇居民住房损坏，严重破坏、倒塌或损毁的城镇居民住房共计４．９５万套。如芦山芦阳、宝兴灵关两镇，居民住房严重破坏、倒塌以及中等破坏已无维修加固价值的均达到了９７％以上。

　　何健说，农村自建房中大量使用简易的砖混、砖木、土木等结构形式，没有必要的构造措施，砌筑墙体的黏结材料强度差，房屋整体性和抗震能力仍然很弱。
 

　　部分民众的避险意识仍有待加强。芦山地震发生时，一些曾经历汶川地震的市民还是惊慌失措，许多人向楼梯间跑去，甚至出现情急跳楼的情况，造成无谓伤亡。

　　参与芦山地震救援的成都军区第４２医院副院长苏永林告诉记者：“震后两日内，我在帐篷医院接诊了至少５名因为慌乱跳楼逃生受伤的村民。而在成都，有３人因为强震发生时惊吓过度跳楼摔死。”

　　无法回避的是，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防灾水平还不相称。在同样地震多发的日本，建筑抗震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钢结构比例以及房屋使用年限、单位建筑面积用钢量、受力钢筋强度，都远超我国。日本防灾演习的覆盖面更广，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日本家庭必备“急救包”，里面有可支持两三天的食物、饮水，应急灯、收音机、急救用品一应俱全。

　　多位专家指出，全面提高防灾水平难以一蹴而就，但血的教训警示我们，理应进一步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平衡，向高标准看齐。

    在芦山县芦阳镇一座窝棚旁，岳宇珊的父母坐在桌边望着女儿的照片（5月6日摄）。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夺去了他们的儿子；五年后，芦山地震又夺走了他们的女儿。17岁的岳宇珊今年上高二，她的理想是上四川师范大学，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为此岳宇珊每天晚上十二点多睡觉，早上六点多起床上学。地震那天是周六，岳凤琼想让女儿多睡一会，却不想女儿再也没有醒来。 “4·20”芦山地震已经过去半个多月，对于痛失爱子的母亲来说，地震夺去她们的精神寄托和对未来的期望，在母亲的心中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哀痛。新华社记者 白禹 摄

　　重生：再造家园重塑精神力量

　　芦山震后第三天一大早，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支心理救援队赶往芦山县龙门乡中心校区，为那里的孩子上灾后第一堂心理疏导课。尽管下着雨，现场听课的人还是比预计多了数倍，有２００多人。

　　与汶川地震相比，芦山地震的心理救援准备更充分。这支队伍带了一种“心率变异型生物反馈仪”，如果测量者的精神非常紧绷，显示屏上的菩提树就是枯萎的，心情放松时菩提树就会变得枝繁叶茂。反复练习，就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

　　五年来，汶川地震灾后物质层面的重建已告完成，一片片崭新的高楼、民居、厂房形成规模，灾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展现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精神层面的重建仍在继续。

　　“回归正常生活后，心理重建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中科院心理救援队领队刘正奎说，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是灾难救援行动中关键一环。世卫组织调查显示，灾难发生一年内，２０％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我国大规模灾后心理援助起源于汶川地震。此后一年内，超过４０００名专业心理学工作者参与了灾后心理援助工作。

　　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沙坝村村民贾晓琳的丈夫地震中遇难，留下了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经过筛查后，她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重症患者。贾晓琳说：“我自己经常胡思乱想，控制不了。后来专家经常对我进行疏导，逐渐走出阴影。”

　　五年来，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盈江地震、彝良地震，心理援助都被明确纳入灾后重建计划。中科院心理所建成了我国最大的灾后国民心理健康数据库，约有５４．５万人次接受心理服务。

　　“汶川地震时，由于没有经验，缺乏系统的管理和组织，心理救援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无序。”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说，如今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已逐渐步入正轨。

　　但是，由于心理援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也凸显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组织管理经验积累不足、心理援助队伍专业水平较低。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心理援助起步较晚。美国１９７８年出台了《灾难援助心理辅导手册》，心理援助被列入联邦紧急事务应急预案。新加坡于１９９４年建立了国家应急行为管理系统，包括为经受灾难的人群提供心理服务。日本防灾减灾法律体系中明确规定心理援助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地位。

　　刘正奎建议进一步完善灾后心理援助法规，制定《国家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预案》，建立统一的组织和执行机构，大力推进心理援助专业人才培养并建立专业人才储备网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证灾后心理援助的有序和高效运行。

　　应对灾难，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从汶川到芦山，五年来一次次灾难考验警示我们，要在这个并不平静的星球上站稳脚跟，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者李柯勇、叶建平、刘元旭、吴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