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博

红歌会是来比惨的吗？在江西卫视录制红歌会100进80的第二场比赛时，因选手刘建东和刘奕势均力敌，红歌评审开始为两位选手拉票大打煽情牌。

据武汉晨报7月25日报道，评审刘雁翎说道：“刘建东为唱歌吃过很多苦头，做过一场只有25块钱的演唱，晚上开出租，白天卖唱，还被歹徒劫持过。最苦的时候甚至要靠卖羊肉串来维持生活，这样的困难都不放弃唱歌。我们有什么理由淘汰这样的选手？”面对这样的拉票，评委陈伟卿马上反对道：“只有刘建东有坎坷吗？我这里的资料显示刘奕的母亲生她时难产，大出血！尔后为了抚养刘奕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她的生活难道不坎坷吗？”正在两人相持不下时，评审刘语感慨道：“红歌会不是来比惨的！是比唱歌的！你们这样拿选手的困难、经历说事，合适吗？！”

很显然，在一档唱歌类的节目当中，以某种经历作为晋级的噱头或筹码，这对其他参赛选手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但与流行歌曲和其他各类选秀节目相比，本人认为，红歌会也不应该只是比唱功！

众所周知，所谓红歌就是在革命年代创作并流传下来的经典歌曲。革命是一种集大爱、牺牲和付出为一体的特殊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也是一种精神，一种在战争年代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一种在和平年代积极、乐观上进的精神，更是一种不畏强权恶势的正义的能量。那么，我觉得，唱红歌的意义就不仅仅只是承载着选几张会唱歌的嗓子那么简单；也不应该只是为了某种需要或顺从观众常态的观看心理才产生这么一档节目，才在某档节目中存在了某一个选手！

大家知道，自从“快乐女生”登陆湖南卫视以后，全国各大卫视近年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风潮，有“快男”，有“型男”还有“花儿”；有秀肌肉的，有秀悲情的，也有秀裙摆“低度”的，各种娱乐，鱼龙混杂。很显然，在当下中国，并不缺乏娱乐和娱乐精神，真正缺乏的应该是有内容有厚度的节目。

当下中国许多家庭，当电视遥控器大部分时间都控制在孩子手中时，为什么会流行各种版本的“流星雨”就不难理解了。孩子的兴趣直接决定了电视台节目的高度，电视台为了能收视长虹，更是会花费心思想办法迎合孩子的喜好，每年不仅会花大把钞票邀请明星大腕为收视率助阵，更会打造各类廉价又好使唤的台星出来为收视率服务，这也就使明星崇拜行为空前繁荣。但无论如何，这对孩子和社会都是有伤害的，接受名利、裸露和炒作教育的许多孩子，从小就种植下了明星梦，以至于他们觉得，只有会唱歌跳舞才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于是，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孩子参加选秀，大人忙于k歌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西卫视为纪念长征70周年首创推出了大型电视活动，举办了第一届红歌红，并在这个“正统”无法与“娱乐”抗衡的年代里，冒着节目收视下滑的危险，坚持每年举办一届红歌会。所以，我更加觉得，不能让红歌会沦为一个通俗的选嗓子的大会。

本人觉得，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唱红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重温经典，从红色经典中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应该本着将这种精神食粮发扬光大的理念，继续为时代和社会服务，打造新时代的新红歌！所以说，无论是极富创业精神的刘建东还是母亲“买断工龄”供其学音乐的刘奕，其实他们的故事都足以感人和有励志色彩，但在红歌会这种要求唱功和精神兼具的的电视节目中，以什么方式讲故事，讲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需要科学论证的问题，不能让“嗓子”或某个故事单方面左右比赛的结果，这也是需要电视台和各位评委要重点考虑的事情。不然就极容易将各位选手置于风口浪尖舆论的漩涡中，沦为某些媒体炒作的产物，也就失去了唱红歌的本来意义。

就像坐镇江西卫视红歌会节目的评委祖海，在北京暴雨发生后感慨到：“当时我正在首都机场候机楼，如果是正在路上，我也会像其他人那样毫不犹豫地帮路人一把，会搭载顺路的陌生人回家，这种正能量太可贵了，希望能有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