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科体改革

编者按如果说，全球化给了“中国模式”一次历史机遇，那么，金融危机同样是历史赐予“中国模式”重新自我审视的机会。面对转型与升级，中国改革最前沿深圳，从政府管理体制入手，进行着新一轮改革。重建独立科技主管部门，把“科技”“创新”融合在一起。深圳，以超乎想象的勇气，以敏锐深远的眼光，坚持在改革中竖起创新大旗，为中国探索一条面向未来的道路。

深圳再一次站在了浪尖上。

2012年2月10日，无论后人怎样书写历史，都很难不为这一天留下一笔。

在时隔两年之后，深圳重建独立的科技主管部门科技创新委员会，在这一天“现身江湖”。

就在两年之前，深圳市政府进行了一项震惊全国的改革——向政府机构动手，46个部门减至31个。就在这一次，科技和信息局被并入科工贸信委，深圳独立的科技主管部门消失了。

短短两年之后，深圳人再一次震动全国——他们以超乎想象的勇气，对当年成立的部分机构进行了再一次改革。

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这一次，深圳不但重建了独立的科技主管部门，还冲破了只以“科技”命名主管部门的传统。把“科技”“创新”两个元素，融合在一个政府部门里，以求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

这是转型中国的呼唤。

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在经历若干年引进之后，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惶恐，开始由“制造车间”向“创新中心”迈进。

这是中国崛起的探索。

当年中国南部的边陲小镇，再次睁眼看世界——链接全球资源，瞄准发展前沿，寻找再接再厉的动力，新一代中国人唱响了中国创新的强音。

每个时代都有她的灵魂——这个时代的灵魂就是改革，就是创新。

深圳科技创新委的成立，在中国旗帜鲜明地竖起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旗。

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图景里，自主创新注定会指引未来中国前进的方向。

完成总书记的重托：当好推动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厉伟忘不了去年的深圳“两会”。

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他和其余9位政协委员一起，提交了一份石破天惊的提案。

在这份编号“20110042号”的提案中，他们满怀深情地写到，经过30年发展，深圳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但深圳的自主创新也面临挑战和不足。

在深圳打拼了20年，厉伟深切意识到，到了改变的时候，“建议深圳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

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的社会角色，让他常年和科技型企业打交道，这也让他体会到“引领全社会理解向往创新、鼓励支持创新、参与打造创新”是一件“苦差事”。

“我们提出要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就是希望对深圳机构改革进行深化与完善。”在厉伟看来，这也是“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宣告深圳的创新勇气与决心”“这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标志”。

在这10位委员中，占比最大的是企业家，他们中间既有做实业的，也有做金融的。

这让这份提案的意义非比寻常。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过去30年，在经济上发力，依靠的正是这些企业家，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深圳速度”。

不过，无法回避的是，改革者总是最先遇到深化改革的问题。

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到来的时候，随着制造业转移浪潮的渐渐远离，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一直靠外向型打天下的深圳遭遇挑战。

今年一季度，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等七大经济指标出现负增长。一些企业家甚至抱怨：“深圳发展形势比金融危机时还严峻。”

改革先锋深圳在全国率先遇到了科学发展的瓶颈。

“深圳已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需要理性的改革和决策问责。”直面发展中的问题，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提出，“希望通过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领域重点环节的突破，带来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

这正和国家的期望相吻合。

在深圳3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

完成总书记的重托，深圳的使命就是突围，就是再次“杀出一条路来”。

探寻深圳的发展轨迹，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到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高新产业健康发展，一直是深圳着力下好的一步棋。

面向21世纪下一个10年，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正是深圳，正是中国，对于客观规律的尊重。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关键时刻，只有走自主创新道路，才能减少资源消耗，才能提高科技、人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才能重新赢得发展优势。

成立科技创新委，深圳向外界传递着一个鲜明的信号：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城市”紧密联系。

深圳市市长许勤说得很清楚，科技创新委“承载着城市精神、城市希望，承载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责任、新作为，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源泉”。

把颠倒的改革再颠倒过来：科技创新融合大势所趋

一年前公司已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总经理却一直蒙在鼓里。

朱寿会成了这个不幸的人，“在接到科技创新委的电话之前，我们还在准备着重新申报的材料”。

他所在的深圳市绿蛙生物科技公司，主要从事植物活性成分提取技术的开发。

经过6年持续攻关，绿蛙公司成功提取并研制出了绿蛙无毒胶合剂。彻底改写了150年来世界上使用传统化学胶合剂——依靠甲醛、苯等a有害化学物质制造的历史。

“公司在2011年年初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今年科技创新委成立后才拿到认定牌证。”

这让朱寿会一时难以接受：“过去的主管部门，怎么就不知道通知我们一声呢？”

在他的抱怨中，今年年初被拆分的科工贸信委又被重新提起。

时间回到2009年，针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圳进行了一轮改革。

原有的科技和信息局与贸工局、高新办、保税区管理局等6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部纳入新成立的科工贸信委。在此次合并后，深圳独立的科技主管部门，被划入了这个工业“巨无霸”中。

成立科工贸信委，深圳的重要意图是统筹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各项资源。不过事与愿违，就像该委一位处长告诉记者的，全委最多时有500多人，“连副主任都认不全”。

2011年一次重要活动中，一位副主任几次把该委全称说错。台下有人发笑，他只好解释：“名字太长了。”内部人士尚且如此，外面的人就更难看清科工贸信委了。

从科技局到科工贸信委，深圳的改革一直把“科”放在首位，目的不言自明。但因为职能构成复杂，相关部门定位不够清晰，该委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相对薄弱。同时，这样一个庞大的新生体，很难在国家现有行政体系中找到对应管理机构，这也弱化了国家从全局角度进行统筹协调的力度。这恰恰是着力推进自主创新的深圳需要强化的。

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看来：“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深圳最具有代表性的领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对科技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密切关系未来发展的工作，应由单独的部门加以重视、推进。”

经过现实的磨砺，深圳管理层生出了同样的念头。

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这样解释这次新的改革：“为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碰到问题就必须改，如果接着还有问题，就继续深化改革，一定要把整个政府部门调整得更加适合。”

在参加科技创新委揭牌仪式时，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表示，深圳市委、市政府大胆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决定设立科技创新委员会，这在全国是首例，产生的影响将是重大而深远的。

从职能上分析，科技创新委加挂深圳高新区管委会的牌子，承担有关科技行政管理、高新技术企业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服务职责，承担科技成果评审和科技创新奖评定等职能。

从人员数量上分析，在政府机构和人员严格控制的当下，深圳科技创新委编制90人，相比两年前科技信息局的60人，可谓大幅增加。

把颠倒的改革再颠倒过来，进一步强化科技和创新的融合，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高海燕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简单横向拼凑式机构改革的一种纠正，同时表明深圳在城市战略上对高科技产业的情有独钟。”

朱寿会笑了，在不知不觉间，他成了深圳新一轮改革的受益者。

“科技创新委这个新设机构，相比传统的科技局，统筹协调的能力更强；相比科工贸信委，职能构成相对集中。因此，他们对科技型企业的服务更专业、对科技与创新的理解更到位。”

一场事关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向创新体系系统设计

6月18日一早，科技日报记者如约来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采访“掌门人”陆健。结果他迟到了1个小时。

“对不住啊，让你久等了。我临时改道去了市委组织部。”陆健忙不迭地道歉并解释，“深圳大学要引进一名校长，他们要和科技创新委商议人选。”

没想到，我们的采访进行到一半，他又被请走了，“要商量多个管理部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联席会议的意见”。

引进大学校长，涉及深圳学科布局，学术布局，深圳科技创新委的意见很重要，组织部很看重；深圳的产业发展，需要科技创新支撑，更是科技创新委职责所在。

这个重建独立科技主管部门，确实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相比各地科技局相对单纯地抓科技，深圳科技创新委要做的更多，包括创新与科技融合、科技与产业互动诸多方面，更加注重创新体系的系统设计和创新生态体系建设。

今年3月，国家启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4月，深圳成立了由金融、科技、财政、税务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科技创新委；6月，深圳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在科技创新委挂牌。

“通过这一平台，深圳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加强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有效引导社会资源不断投入科技创新。”根据陆健透露，“目前，科技创新委已经摸清了全市科技金融服务情况，正在制定未来3年的行动计划。”

与众不同的科技创新委，让深圳企业家看到了创新的希望。

“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挂牌，这是深圳科技金融试点城市建设迈出的重要步伐，标志着科技金融结合将向纵深开展，并向全市铺开。这对深圳科技企业和科技产业都是重大利好。”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科陆电子董事长饶陆华，感受到了科技创新委的力量，“科技创新委优化了深圳的创新生态。有没有科技创新委，深圳创新环境建设真的不一样。”

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里，中国逐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初步形成。如今，随着中国日渐崛起，面对新一轮国际竞争，未来之路该怎么走，成为新一代中国人的必答题。今日的深圳正在尝试着解答。

“在我国现阶段，没有政府部门主导，建设创新生态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深圳科技创新委的成立，为全国各级政府体制创新和职能转变做出了榜样。”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服务工作，鲍信先博士这样感慨。

“深圳又将创造一个‘全国率先’，更为关键的是，政府重心转移到为企业提供鼎力支持和优质服务上。”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祥认为，“这种观念性的变化，将对深圳，乃至整个中国，自主创新战略带来深远影响。”

对于深圳的先行先试，经济学家陈清泰提出了更为长远的希望：“从政府职能转变方面看，深圳这些年一直走在全国前面，始终把着眼点放在产业链创新上。在今后的发展中，深圳应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在创新发展中的关系，把政府资源投放重点、政府创新工作重点更多集中到公共平台的建设、共性技术的研发、公共服务等方面，管好政府该管的事，对不该管的事进一步放手。”

在中国竖起协同创新的旗帜：面向未来需要大科技观

生存在大时代的改革者并不孤独。

2011年7月，建立科技创新委的论证，在深圳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改革与否的关键时刻，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在推进类似改革。这让深圳改革者新增出几分胆气来。

那时的香港，舆论沸腾，无数闪光灯，抛开了流行风尚，聚焦在创新及科技局的成立上。

“科技、产业、经济等发展息息相关。”香港特区商务及经济局局长苏锦梁认为，“有关政策及措施由同一政策局统筹和推行，不但可集中资源，更能有效地产生协同效应。”

按照初步设想，香港商务及经济局下辖的创新科技署，将升格为创新及科技局。

强化自主创新，强化科技管理，强化转型升级，强化统筹协调，成为香港和深圳，这对隔江相望的兄弟城市的共识。

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新生儿，深圳科技创新委综合了“科技”和“创新”要素，统筹了科技局、高新区等部门的职能，这让它生来就对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进行协同创新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制定发展民生科技的政策措施，围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人口与计划生育等社会建设领域，组织实施科技惠民示范工程，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与保障。

与卫生和人口委合作开展人口与健康的科研，提高本地重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与住建局联手推进住宅科技计划，研究住宅产业化和标准化道路；

与人居委合作推进城市水体、大气、土壤、噪声、废弃物、化学品、机动车等污染防治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

“把科技和创新两个元素融入一个政府部门，科技创新委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大科技观。”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认为，“这是一个城市的一种全新的理念的体现。从深圳提升城市质量的角度，也说明深圳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实现增长，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面对未来，政府需要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制定更具体一些的指标对创新的效果予以评估，以提升创新的积极性。”

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进行布局，深圳科技创新委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通过实施“十城万盏”“金太阳”“云计算”和“数字家庭”等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扩大市场应用需求；组织实施制造业数字化和信息化工程，促进制造业向高端领域发展；组织节能减排技术和装备攻关，提升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发展科技服务业，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

对于深圳重建独立科技主管部门，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不同场合给予了肯定。在谈到未来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时，万钢表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创新主体的能力建设；要推进协同创新，加强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要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要营造良好的创新政策环境；要造就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要进一步扩大对外科技开放。

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

深圳科技创新委的成立，在中国旗帜鲜明地竖起了协同创新的旗帜。

面对全球竞争，尚在传统计划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正在寻找成长壮大的路径。

这是一个民族摆脱“魔咒”的抗争；这是一种路途艰险却一往无前的进军。

在这场改革中，深圳科技创新委乃至整个中国，注定会遇到风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上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创新中国注定会在磨砺中走向成熟。（记者 刘传书 韩义雷）

《科技日报》（2012-7-3 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