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是邓小平对于国家高新区的寄语。20年来，国家高新区先行先试，以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动力，以高端要素的集聚为源泉，以创新创业为支撑，照亮了中国，重塑着中国，并将在未来引领中国前行。本报报道组对国家高新区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走访，试图通过对20年来科技经济发展脉络的梳理，展示中国创新之路的艰苦卓绝，并为转型年代中国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参考。从今天起本报将连续推出这一系列报道。

美国《时代》杂志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在它6月7日推出的中国特刊上，用了一幅血红色图片来展示一条巨龙直奔天际。一点星光下，跳出了一排字来：下一个飞跃。

这是近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达。

从经济接近崩溃到总量世界第二，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邓小平说起。

在晚年的时候，面对各国的发展浪潮，邓小平决然发起了一场震惊天下的改革。

中国南部一个不知名的边陲小镇深圳，由此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呐喊声中，这里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

这一束刺目的阳光，照亮了国人蹒跚前行的道路。

“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应占有一席之地。”当邓小平挥毫写下“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誓言时，在科技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中国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改革。

这场改革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用20年时间在城市里建立起88家国家高新区，并由此生成了中国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的驱动力。

这场改革在1996年被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誉为“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

在城市里进行改革的探路者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只有觉醒的人，才敢于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国家高新区正是觉醒的人在城市里“杀出的一条血路”。

从今人的视角回溯，1988年无疑是一个高光的年份。

经过10年思考，就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被后人称为“火炬司令”的李绪鄂，就在这一年，从航天工业部部长的任上调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中国首家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历尽了千难万险，就在这一年，宣告成立。

夹杂着泥土的气味，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在这一年，步入了第10个年头。

归拢这些，人们不难发现，国家高新区在城市里进行的这场改革，相比农村里小岗村的改革，晚了整整10年。

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央联合调查组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于维栋，这样解释其中的缘由：“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所有制的调整，要比农村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这也就注定了在城市里进行改革，国家高新区要经历诸多磨炼。

2012年夏天，国家高新区曾经的管理者、原科技部火炬办主任王瑞明，道出了一段往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科技革命浪潮，比如英国的‘阿维计划’、法国的‘技术跃进计划’、日本的‘人类高新技术领域研究计划’，中国被这一系列计划包围着。”

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组织实施“火炬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这是国家高新区成立的一个大背景。在此前若干年里，中国丧失了太多的机遇。

——欧洲人把蒸汽机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时，我们在大兴土木兴建颐和园。

——欧美加紧信息技术与生物工程开发时，我们沉沦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

当然，在举国体制催生下，中国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但由于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我国高新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大约50年。

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说出了科研人员的痛苦：“在一个封闭科研系统中工作，距离生产实际远远的，天天过着一种懒洋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一项任务那么多人分，一人一点点，人人吃不饱。”

为了改变这种现实，他递交了“五走报告”：借调走！聘请走！调走！辞职走！开除走！

随着改革开放氛围的一点点浓厚，一批批知识分子，“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改革的能量从破裂的象牙塔中释放出来。

国家高新区的成立顺应了这样的大势，打开了一扇创业的大门。

1988年8月6日，能容纳3000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副主任胡定淮宣读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的内容。

在刚刚成立的中国首家国家高新区里，颁布了“十八条”核心政策，比如，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当时一般企业所得税率为55%，1991年第一批国家高新区成立时为33%）；新技术企业自开办之日起，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这些让台下的创业者“热血开始沸腾”。中关村的改革很快影响到全国。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12号文《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正式发布，批准设立了26家国家高新区。

当年4月，国家高新区的创业者在北京聚集，观看了邓小平欣然命笔“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电视片。他们成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探路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

摘掉“红帽子”，尽可能让创业者有其股。

国家布局没给高新区带来多少财政支持。实事求是地讲，发展高新产业需要大量投入，但在当时我国财政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

为了让高新企业尽可能享受税收优惠，“火炬司令”李绪鄂，数次带领司局级干部，前往相关部门游说，坐足了冷板凳。

这也让李绪鄂坚定了一点，“不能在‘优惠’上相互攀比，而应当更多地寄希望于更新思想观念”。

掂量着40万元经费，望着2.5平方公里等待开发的土地，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张学果心里不停地打鼓。

他粗算了一下，开发1平方公里，至少需要1.5亿元。

想来想去，没有出路，他干脆去找市长。

“好，我支持你！”时任成都市市长刁金祥，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递给张学果。

那些无法安睡的晚上，他伤透了脑筋。终于，他想到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集资金的办法。

20年后，古稀之年的张学果，回想往事时最大的感受是“要靠自己想办法”。

面对一场没有国家财政拨款的改革，国家高新区注定要在内外部撞击下，寻求新的坐标系。

“小政府，大社会”，成了国家高新区的一种现实选择，这也让它别于衙门做派的行政部门，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缺少财力的国家高新区，在计划经济的铁幕上，为创业者划开了一道市场经济的口子。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时，首家国家高新区中关村已探索了4年，首批国家高新区已探索了一年半。

时任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的胡昭广认为，寻找着摘掉“红帽子”的出路，成为那一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突破。当时，几乎全国所有企业，都有一顶“红帽子”——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

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结束，姓“公”还是姓“私”的拦路石仍然存在。

多年后，胡昭广主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戴红帽子’的企业碰到了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假若坚持遵循集体所有制企业有关规定，企业的公共积累就应归本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这一部分财产在偿还了初始投资人的本金及3年利息后，就与初始投资人无关了；另一方面，假若遵循‘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把企业的公共积累放在初始投资人名下，那么，这家企业与私营企业就没有区别了，私营企业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排斥的。”

作为改革先锋，国家高新区没有陷入这样一个死循环。

1994年7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进行了两项改革：把“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用在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初始投资人身上；提出了“兼顾科技人员及全体职工在资产积累过程中的贡献”的产权界定原则。

在“苏南模式”的发源地，苏锡常的国家高新区里，拥有中国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乡镇企业。在无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行，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里基本完成了企业改制，股份制企业数量大规模膨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高新区并未像硅谷一样，突破“谁投资谁所有”的产权原则，但在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纠结中，这里确实先人一步，把创业者的价值与企业价值捆绑在了一起。

摘掉“红帽子”，尽可能让创业者有其股，这是知识经济产权原则对传统工业经济产权原则的突破。

转型升级的先锋部队

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改革先锋必然最先遇到改革的瓶颈。

在新世纪吐露曙光时，中国博得头彩：奥运申办成功；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将与国际同行平等竞争；政策优惠将逐步消失。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自身，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矛盾，集中显现出来。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遭遇了严冬。

网络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盘，深受世界经济影响，中国经济一度下行。

中国最知名的两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的联想和深圳的华为，为国家高新区敲响了警钟——

“贸工技”战略，曾是中国企业最现实的选择，催生了联想在世界PC领域的巨头地位，但其“低成本”的优势，在新时代的竞争中摇摇欲坠；在华为年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时，当家人任正非大谈危机，写下了那篇震惊全国的《华为的冬天》：“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从联想和华为放大到全国，“贸工技”带来了各地的粗放增长。10年发展过后，国家高新区出现了“土地饥渴”。很多人疾呼，土地得不到解决，长远发展将成空话。

2001年9月16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城市市长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书面讲话被当众宣读。在肯定高新区贡献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任务：“二次创业”。

10年前的国家高新区已面临转型。作为中国的改革先锋，国家高新区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明天要遇到的问题。

在武汉会议上，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二次创业”进行了阐述：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从注重硬环境建设向注重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和提供优质服务的软环境转变；产品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转变；产业发展由小而分散向集中优势、加强集成、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转变；从逐步的、积累式改革向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新机制转变。

作为“五个转变”的起草者之一，时任火炬中心主任赵玉海认为：“中国高新区在过去20年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路。二次创业是国家高新区的一次变革，这样的实践是先于理论存在的。”

这些声音都明确地传递出一个信号：从横向空间拓展转变为纵向能力提升，国家高新区才有出路。

国家高新区需要进行新一轮改革。

温家宝总理为其指明了方向。

2005年6月，温家宝在中关村调研时说：“就像车马炮一样，只要勇往直前，与日俱进，跨越发展，国家高新区就一定能办好、办出特色。”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温家宝亲自为高新区战略定位：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国家高新区根据不同禀赋，分别向“世界一流园区”“创新型园区”“特色产业园区”三条路径进发。

在“四位一体”战略指导下，一场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结构布局悄然展开。

制胜未来的中国增长极

塑造21世纪全球话语权，要对原有体系再次改革。

转型年代是痛苦的年代，旧的逐步消亡，新的还在分娩；

转型年代是竞争的年代，优的淘汰劣的，先发制约后发。

在21世纪里寻求发展，国家高新区就要肩负起新的使命：塑造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这要对原有体系再次改革。

对于国家高新区的长期关注，让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马俊如提出，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发活动，95%的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全球6万个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

这与《国家高新区“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的判断正相吻合：原创性创新和集成创新成果不多；处于高端和全球主导权的产业偏少；尚未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机制。

在马俊如看来，缩小中外高新区的差距，要创建世界一流园区，扶持几个世界级企业，造就几个世界级企业家。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际竞争格局的转变，国家高新区从“一大一小”上寻求突破。

所谓“一大”，就是鼓励行业巨头进行并购。2011年，中关村实施《并购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对并购发生的法律、财务等中介服务费用给予最高50万元的资助。在全球并购总体放缓态势下，这里的并购额超过2008—2010年3年并购金额之和。

所谓“一小”，就是在“种子”质量上下功夫。举国上下都在引进高层次人才、高品质企业上投入重金。而这些成果大多落户国家高新区。20年前，国家高新区打破了围墙，科研人员可以自由进入经济主战场；20年后，国家高新区再次在人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南京正在推行9条改革，其中职务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重新点燃了科研人员的创业热情。

在中关村里，针对国有及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科技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以科技成果入股的企业，进行股权和分红激励。

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国家高新区不断进行改革。

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限制的，都要敢于创新，勇于尝试；凡是在别的地区行之有效的，都可以拿来借鉴，进行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再创新。

国家高新区设立之初，意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下运行的“小特区”——“特事特办、特事特批”，但作为地方政府派出机构，国家高新区在地方条块分割中有“权”无实。

火炬中心在深入调研后认为，可以借鉴国内外经验，国家、地方、园区主管部门联合治理。一场“联合治理”的战役随即在国家高新区打响。

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未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国家高新区要成为国家和区域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要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培养创新人才，形成创新环境；国家高新区要成为创新驱动和科学发展的先行区，探索科技、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机制和新模式。

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利益纠缠，开启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门。

中国改革，加速了“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步伐；造就了一批科技型企业，并把他们推向国际前沿。

也许，“中国创造”尚显弱小，一时难与国外巨头抗衡；也许，中国企业家仍需锤炼，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制胜。

但中国崛起的火种早已点燃。就像《时代》杂志所言：超过80%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期认为美国经济向好的美国人只有48%。

因为改革，国家高新区得以生存和发展；因为改革，国家高新区给中国带来了未来和希望。（记者 韩义雷 谈琳 张琦）

《科技日报》（2012-06-28 一版）